我是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邱顯智認為，這樣的警察濫權悲劇可以回朔至兩個層面：長期以來的污名化和無法自由轉換雇主。邱顯智指出，失聯移工通常是因為勞資糾紛而逃跑，他們只是沒有工作許可或合法居留證，但他不是罪犯，沒有觸犯刑事罪，就算被警察查獲，也只是驅逐出境而已，不會因此面臨刑事起訴。
此外，根據警政署的統計資料，2019年在台移工每千人的犯罪人口率是4.3人，而台灣每千人的犯罪人口率是11.7人，顯見移工犯罪率根本不到台灣整體犯罪率的一半，卻長期背負汙名，甚至被當成治安問題的代罪羔羊。邱顯智表示，正是因為這樣的汙名，造成警政署的過度執法。他說，「今天假設是台灣人或歐美人士，警察會不會在與之衝突時對著他連開九槍，讓他肚破腸流而死？我相信是不會」。
而要破除污名化，首先必須了解失聯移工「為何失聯」。邱顯智說，很多人把失聯移工當成「罪犯」，卻不知道失聯移工之所以失聯，歸因於台灣法律嚴格限制其轉換雇主的權利。「根據勞基法，一般工作是不得限定期限的，台灣人在遇到勞資衝突時可以隨時終止勞動契約、轉換工作，不會就此被認定是『失聯』，然而移工卻沒有辦法自由換雇主，才只能選擇逃跑」。目前，外籍移工只有在雇主逝世或是遭到雇主不當對待時，才能申請轉換雇主，針對跨行業別的轉換，在疫情下更受到勞動部進一步的限縮。
邱顯智表示，「拘束勞動」這件事情，台灣自己就發生過不少慘案，如「湯英伸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986年，鄒族原住民湯英伸前往臺北市求職，透過求職介紹所誤入「翔翔電腦乾洗店」工作，不僅欠下介紹費三千五百元，還遭僱主扣留身份證、被迫超時工作。遭扣留證件、無法辭職的他最終殺害了僱主夫妻和僱主二歲大的女兒，自己也被判處死刑。
邱顯智說，有這樣的前車之鑑，台灣必須正視目前針對移工轉換的嚴格限制，尤其是外籍看護工住在雇主家裡，很可能被要求付出額外的勞動力，甚至是被性騷擾、性侵害等情況，處境尤為弱勢。「如果不要強制拘束移工的勞動自主性，那就能間接促使雇主必須改變對待移工的態度和方式，也可以避免許多剝削的發生；相反的，如果雇主和勞動者之間的衝突無法緩解，移工又無法脫離這樣的環境和契約，最後不是選擇逃跑，就是上述兩敗俱傷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