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就能解決問題嗎?從《我們與惡的距離》看伴侶關係

▲對話,這個看起來很簡單的動作,實際在進行時卻大有學問。(圖/截自《我們與惡的距離》臉書)
▲對話,這個看起來很簡單的動作,實際在進行時卻大有學問。(圖/截自《我們與惡的距離》臉書)

姊妹淘

用對話拉近彼此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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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為台灣電視劇標出新高度的作品《我們與惡的距離》描繪的是一起隨機殺人事件後,牽涉其中的多方人等,在他們的生活中如何持續餘波盪漾。這些不同的角度,來自包含被害者家屬、加害者家屬、媒體工作者、其他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屬等等,呈現了深刻而立體的內心世界,而片中正好有幾對伴侶的互動,也讓我想了很多,覺得很值得用這些例子來說明伴侶關係的一些重要研究。

對我來說,如果要問這部片最想提倡的「行動」是什麼,或許可以用「暫時放下成見,增加有品質的對話以促進彼此之間的了解」作為代表,因為對話往往可促進瞭解持續增加,進而能夠真正看見每一個人都有複雜而豐富的面向,不該被簡化為一個狹窄的類別或標籤。最讓我回味再三的,是片中不斷交織並陳外在社會發生的衝突,以及眾主角們家中產生的歧見和摩擦,這些大大小小的碰撞,好像也在告訴我們,「好好對話」不只適用於社會中的相對團體,如加害人與被害人、助人者與病患及家屬之間,同樣的也非常適合、甚至可以說是「更需要」練習使用在親近的伴侶和家人關係中。

▲(圖/截自《我們與惡的距離》臉書)
▲(圖/截自《我們與惡的距離》臉書)
對話能夠解決問題嗎?

對話,這個看起來很簡單的動作,實際在進行時卻大有學問。有的人可能會像既是新聞台主管又是被害者家屬、自己婚姻也陷入困境的宋喬安初期一樣,動不動就說:「我和他(先生)沒什麼好談的」,因為過往和對方總是兩句話就開始互相指責,已經有太多談不出正向結果的挫敗經驗,誰會想一再白費力氣呢?

有些人則可能會像劇中的加害人李曉明的父母一樣,面對律師王赦邀請他們與受害者家屬進行修復式對話時,內心擔憂著:「我自己也不知道孩子怎麼會做這種事,我哪能彌補這些家庭的傷呢?」他們很難想像,就算和受害者家屬聊感受、想法、遺憾,聊他們所認識的兒子,對於既成的傷害有什麼用呢?這些擔心都很有道理,他們點出了:帶有攻擊性的「說」,以及擔心無法提供解決方案的「聽」,可能都會阻礙有品質對話的產生。也可能有人會想接著問:「就算好好對話了,那又如何?事情就能有所解決嗎?」這邊我想拉回伴侶關係的層面來談談這件事。

解決問題之前先學會共處

根據美國關係治療大師約翰‧高特曼的研究,伴侶之間有個性和價值觀的差異以說是必然的現象,因此會產生衝突也是無法避免的。此外,伴侶間竟有高達百分之六十九的衝突很難找到解決方法,換句話說,如果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決定一對伴侶是佳偶還是怨偶,就不是衝突的頻率或激烈程度,而是雙方能否在彼此的差異上,持續展開對話,並且仍保有對彼此正向的情感。簡言之,重點不在於解決,而在如何共處。

約翰‧高特曼在他所發表的伴侶關係模型中更細膩地說明,想要成功面對關係中必然出現的差異和衝突,需要依序掌握以下三個重點:
一、運用正向情感表達來緩和衝突,並且有效調節升高的身心情緒反應。
二、運用基本溝通技巧解決可解決的問題,並持續為不可解決的部分對話。
三、對話中,嘗試了解彼此看法背後隱藏的夢想,試著協調彼此的夢想。

這一篇,我們先以劇中的喬安與昭國這對伴侶為例,來說明第一點。下一篇,再分別以同劇中的喬平與一駿、美媚與王赦作為第二、第三點的範例。

調節自己的情緒,再試著安撫對方

「運用正向情感表達來緩和衝突,並且可以有效調節升高的身心情緒反應。」吵架的時候,最常見的困難就是兩個人在情緒高度激發的狀態下,容易抓住對方一段話中最不入耳的一句,狠狠反擊,進而又引發對方的防衛或攻擊。兩股風浪不斷撞擊、加乘,彼此回擊的速度越來越快,等到兩個人再回過神來,彼此都已不知被情緒的狂潮帶到哪裡去了。因此,在衝突中要能夠喊出暫停,讓彼此先停下傷人的話語,甚至還要能試著中性或正面解讀對方的言行,有賴伴侶雙方先適度安撫自己的受傷或生氣,進而甚至能去安撫對方的情緒。

在本劇一開始,兒子在隨機殺人事件中身亡的喬安與昭國,兩人的互動總是相「競」如「冰」,一言不合便針鋒相對。喬安的妹妹,同時也是社工師的喬平曾評論他們的困境一來是兩人工作理念不同,造成長年來關係冷漠,昭國的精神外遇更讓喬安無法諒解。其後兩人又遭逢喪子意外,就好像兩個敵人這時各自都受了重傷,卻不敢也不能向對方尋求安慰。

當後來昭國嘗試調整自己的態度,多次邀請喬安一起去諮商、一起吃飯,喬安起初也讓他碰了幾次釘子,直到那場在天彥房間外的衝突,昭國挑戰喬安進入天彥房間,嘴上倔強的喬安終於壓不住內心的慟與愧疚、害怕,痛哭失聲。這時候昭國的反應便從原先對喬安逃避的不滿,化為對她的不捨(因為理解而能向解讀喬安的強辯與崩潰)。他先放下了自己的難過以及對喬安的情緒,選擇擁她入懷(調節自己的情緒,也調節對方的情緒),等待情緒平復後,雙方進而能夠展開兩人之間久未出現的會心談話。昭國端了飲料在喬安旁邊坐下(透過安撫生理的需要,調節心情),專注聆聽喬安沉痛地說出要是自己當時也和天彥一起死了,說不定還會被想念,不會那麼被昭國與天晴討厭。昭國真誠地表達自己不是討厭喬安,而是害怕靠近她,同時對自己的精神外遇表示歉意。很難得的,在這樣的對話氣氛下,喬安也首度放下盔甲與好強,承認關係變成這樣自己也有責任。

留下來對話就有機會改變

這一段很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對話的開始可能不是安排好的,可能過程也是不順利的,可能越談越生氣,很想轉頭就走。但是如果能夠試著不斷安撫自己、安撫對方,試著讓對話往有建設性、真實的方向前進,對關係一定會帶來幫助有些「冰凍三尺」的關係,可能真的很難不帶成見地與對方好好談話。這個時候也不要太快放棄,別忘了可以尋求外援,這外援不是來評理、仲裁,而是協助雙方繼續良好的對話。

相較於社工師與精神科醫師角色的活靈活現,我雖然私心覺得諮商心理師的戲份好少,但無論是片中始終無法真正與喬安昭國談完一次會談的伴侶諮商師,或是後來修復式正義會談中的諮商師,角色的功能恰恰都是協助安撫雙方情緒、促進建設性對話的展開,畢竟一個好的對話必須先放下那想怪罪、攻擊別人的拳頭和情緒,勇敢地往內看一看自己脆弱的心真正在難過、失落些什麼。

如果由罪咎感、羞恥感幻化成的隱形斗篷願意掀開一角,勇敢地探出頭聽一聽對方的傷痛與憤怒,即便自己並不一定是那個故意造成對方傷害的人,留下來繼續對話,關係就有機會改變。

文/林世媛

本文出自《當我開始成為母親》四塊玉文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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