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論壇》吳崑玉/寫在文明與野蠻之間

▲加州橘郡台灣教會發生槍擊案,引起外界對於仇恨犯罪的討論。(圖/美聯社/達志影像)
▲加州橘郡台灣教會發生槍擊案,引起外界對於仇恨犯罪的討論。(圖/美聯社/達志影像)

文/吳崑玉

橘郡台灣教會槍擊案傳來時,我正在嗑塩野七生新作《希臘人的故事(I)》,滑了一下繼續嗑書。因為這種事件是在廣泛的仇恨動員下,遲早會發生的必然悲劇,只是你不知道會發生在何處?怎麼發生?與受害的會是那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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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史,尤其是波希戰爭這一段,對台灣是很有啟發性的。希臘城邦一直是一群亂亂的組合,城邦間自相攻伐,城邦內派系鬥爭,而且會用「陶片流放」將政敵逐出國門。但當波斯擺明要來征服希臘時,各個先天不合的城邦開始團結起來,流放的政敵將軍回國領軍,通力合作,十年間打贏了馬拉松會戰、薩拉米斯海戰、普拉提亞會戰三場戰役。才將波斯趕回亞洲,控制了愛琴海,並恢復愛奧尼亞(小亞細亞沿海)希臘殖民城邦的自主性,維持了一百多年的歐亞和平。

波希戰爭中有段故事很精彩。斯巴達王李奧尼達率300壯士死守溫泉關三天,殲滅掉波斯軍約二萬人,為後方撤離整備爭取了寶貴時間。此戰讓神格化的波斯王薛西斯極端憤怒,提著寶劍到戰場上找到李奧尼達的屍體,砍下他的頭,再插在槍尖上示眾。流風所及,斯巴達士兵們的屍體也就被棄置在戰場上不管,直到一年後希臘軍反攻回來,才運回斯巴達埋葬。

一年後,在普拉提亞戰場上,希臘聯軍的總司令正是李奧尼達的姪子保薩尼亞斯。波斯大王薛西斯此時已在薩拉米斯海戰慘敗後逃回國內,將留在希臘的二十萬波斯軍交給馬鐸尼斯指揮。會戰開始不久,馬鐸尼斯便陣亡,波斯全軍潰敗,據說只剩下四萬人逃回亞洲。戰後某希臘政要來到斯巴達軍中,建議保薩尼亞斯以牙還牙,比照薛西斯對待李奧尼達的方式,砍下馬鐸尼斯的頭顱插在槍尖上,如此必能獲得「斯巴達人和所有希臘人的讚賞」。保薩尼亞斯卻當場反斥(大意是):「(凌辱死者)這種事,即使是野蠻人做出來,也該受到責難,如果我們也這麼做,那就是將我們也變成野蠻人了。」「在這件事上,我寧可不討其他人的歡喜,如果斯巴達人因為我的正當語言和正當行為而歡喜,那也就夠了。」(希羅多德《歷史》)那年,保薩尼亞斯34歲。

恐攻事件發生後,河道上一片標籤化指責,但真正關鍵卻應該是嫌犯的「行為」。屠殺一批七、八十歲,既無武器也無抵抗能力的老人,是「懦夫」和「野蠻人」才會幹的爛事。相同的情節倘若發生於台僑殺陸僑,同樣也是野蠻懦夫之行徑,我們該共同譴責並制止這類行為,而不只是標籤化嫌犯。我們更該注意的是,嫌犯曾在若干台灣大學任教,即使只是「業師」,也算得上是中高級知識份子。是什麼樣的宣傳?什麼樣的挫折?什麼樣的洗腦?可以讓一個人如此泯滅人性良知,貫破道德底線,去做出如此令人髮指的行為?「反獨促統,神聖鬥爭」?「犯我中華,雖遠必誅」?這些口號的背後,挑動了多少神經病的神經?剪除了多少人性道德的牽絆?造就了什麼樣的悲劇?

問題可能出在很多人搞錯了,以為戰爭與鬥爭就是要比敵人壞,比對手狠,比他們更沒人性,其實錯得離譜。當你跨過了文明與野蠻的界線,你並不會散播更多的恐懼,而是先激起更廣泛的憤怒。恐懼與憤怒是一體的兩面,恐懼只會是一時的壓制,死抓籃球的那隻手一旦沒力鬆了,憤怒就會反彈。而且憤怒恆久遠,野蠻永流傳。俄軍慣性的搶劫、強姦、屠殺等種種暴行,從二戰時代留存於所有被征服過的民族心中七十餘年至今。於是烏克蘭會全民起而抵抗,芬蘭、瑞典等國寧可承受核戰威脅也要加入北約。他們心中被喚醒的是長存於家族故事和歷史記憶中,那種對俄羅斯野蠻人的厭惡、痛恨、與恐懼,掩蓋了地緣政治的縱橫捭闔與利益計算。他們要打垮的不是俄羅斯這個國家,而是普丁這個野蠻人,那種會把敵人人頭割下來插在槍尖上炫耀戰功的野蠻人。

文明人與野蠻人的最大差別,就是文明人認為敵人也是人,即使戰場上必須殺戮,但終究該以一個「人」的規格來對待。但野蠻人不是,他們即使穿上西裝,號令天下,仍舊愛把其他人當作畜牲,當作昆虫,聽話的奴役你,不聽話的就捏死你。他們不是可以談判的對象,因為他們談判只是為了降低成本或爭取時間,沒有把你當作一個「人」來對待,自然不會講「信用」。所以,臣下見皇上要自稱「奴才」,用圍畜欄的方式來圍小區。從蒙古到俄羅斯,都是把被征服者當作大草原上放牧的畜牲。連常被蠻族入侵的中華帝國也感染了這些野蠻習性,要嘛把人當成植物種在土裡,連去隔壁村都要打路條;要嘛把人當動物關在房裡,准你出來才能出來。那種官對民講話的口氣,吼罵的音調,跟對付畜牲的方法何其相似?也正因這種野蠻基因作祟,才會不把人當人,才會想把不同立場的老人們鎖起門來,把不乖的年輕人踩在腳下,當成瘟豬來屠殺。

很不幸的是,野蠻性格,始終是人類潛藏的動物天性,文明卻是後天社會化學習的產物。江湖上走過的人,都知道講話談事要看對象,而不是標籤化這個幫那個派,聽其言,觀其行,看看對方有無信用教養?是生存的基本功夫。當文明人受到野蠻人的挑戰,有時便不得不以同樣野蠻的方式對抗回應,因為對方只聽得懂拳頭和刀劍一種語言,這正是文明與野蠻的吊詭。

也許,當我們一味追求「爽」,追求「消音」的時候,早已不自覺掉進那個槍尖掛頭的陷阱。相反的,我們需要高度自省清晰的頭腦,與強大的自制力,才能讓自己的語言和行為有所節制,讓自己起碼活得像個文明人,遠離野蠻放縱的誘惑,以免後坐膛炸炸得自己粉身碎骨。

所以,當悲劇發生,我看到的警惕遠大於悲傷。網上流傳的政治語言,不論國際、兩岸、還是國內不同黨派,是不是已經走得太過頭了?已經喚醒了人性中最卑劣的野蠻性?仇恨動員雖然是最有效的政治動員,卻也是最不可控的宣傳洪流。過度的民族主義和敵我意識,不只是鴉片,更是足以讓人腦洞大開,喪失控制的K他命,而政治人物們卻仍樂此不疲的每日服用。

最悲哀的是,多少人總是先大罵對手行徑惡劣,轉頭又去偷學他們惡劣的行徑,讓政治活動成了一場朝地獄前進的鐵人三項。為什麼這個時代那麼缺乏保薩尼亞斯那種懂得自制的人呢?也許,這就是人性的悲哀,第一流的人才戰死沙場,第二流的被人鬥倒,第三流的黨國元老。保薩尼亞斯後來被斯巴達冷凍,甚至誣陷他與波斯王私通,留下叛亂者之名。

政治權力的核心雖是「控制」與「支配」,為了爭奪權力也免不去機巧詐騙,但凡事還是該有其限度。尊重其他人不同的想法,拉住而非鼓動過於衝動的行為,應該是我們每個人的義務。或者即使要對決,也找個旗鼓相當的英雄好漢來對幹,不要既野蠻又懦夫的對老弱婦孺下手。這應該是作為一個文明人,最起碼的修養吧?!

也許我們該隨時記住,「恨」與「爽」這兩個字,都是有神經毒性的。「節制」才是文明人隨身必備的解毒劑。


●作者:吳崑玉/專欄作家、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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