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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關係當中,中國的「入世」成為冷戰過後影響全球最深遠的地緣政治事件之一,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20年內,對外貿易額增長了8倍遠遠超過美國「世界第一大貿易國」的數據,更在不到10年內搖身一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然而加入WTO並沒有令中國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中國2008年爆發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至今仍讓人餘悸猶存。當時隨著中國逐漸開放,國內也出現不少民間機構、調查媒體例如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傳知行)等公民組織,就曾為了毒奶粉事件進行維權活動,但在習近平上台後,公民團體很快就受到了打壓,從最初不允許討論敏感人物或議題,到後來直接禁止舉辦活動、取締組織,那個時代下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也同樣足以反映中國在西藏、香港等人權問題,其實是在經濟改革的光輝燦爛下,被中國政府亟欲隱藏的黑暗面。
而在2015年7月9日凌晨,北京著名人權律師王宇,與其同為律師的丈夫包龍軍及16歲兒子陸續失蹤,隔天北京另一間致力人權維護的律師事務所內工作人員也被不明身份人士帶走調查或因不明原因失蹤,自此中國警方直接在全國各地約談、拘留甚至逮捕了幾百名人權律師與法律工作者,這起「709大抓捕」事件,徹底對中國公民社會活動進一步的限制和壓縮,全中國有數百名人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受到影響,而體制內的知識分子也因為寒蟬效應而漸漸選擇噤聲或低調行事,甚至根本不願冒著違反政府意思的風險質疑體制。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2019年新冠病毒在武漢爆發,李文亮醫生和同僚們彼此提醒了這個病毒的存在,卻被當局通報「因散佈不實信息,被警方依法處理」,後來人們才意識到最早發出疫情警報的醫生們,根本不是官方說的「造謠者」而是真正的「吹哨人」;這兩年中國強制執行嚴格的動態清零下,包含上海封城期間都發生大量次生災害,但異議者最終換來的都是妨礙防疫的違法處置。像這樣意圖對公民社會發出警訊、提出質疑卻被政府公權力打壓的情況,只有在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缺失的中國才會發生,這是習近平兩任強人政權下逐漸緊縮的公民社會。
此外,習近平治理這10年內,中國也靠著「入世」後搖身一變的發展中國家形象開始對其他窮國設下名為「一帶一路」的債務陷阱。這些來自南亞、非洲的貧窮國家如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寮國、莫三比克、剛果等,被迫變成鴉片戰爭時期的中國,原以為能靠著補助甜頭積極發展,沒想到卻是被輸入了「不平等條約」,當局政府領了人民幣這個看似甜頭實為鴉片的鉅額補助與放款後,積極建設港口、鐵路、機場、橋梁和高速公路等等,但因為還不出鉅額貸款只好讓中國擁有長年治理權或全額收入,儼然成為中國遭列強割據的租借地,只是中國在經濟殖民之前,還更大搖大擺地讓中國企業承包這些工程,不論人員、材料或技術輸出全都是自己人來賺,對當地生態環境的破壞、當地勞工的加壓施虐等吃乾抹淨的模樣,比起鴉片戰爭的列強更是過猶不及。
為了鞏固政治權力,中國近年來不斷教育民眾過往被殖民的歷史,鼓勵甚至煽動人民的愛國情操從自我防衛、脫離自卑質變為向外出征,曾經碎裂的天朝夢打算靠著小粉紅與戰狼們的愛國熱血重新黏回,然而如今習近平廣灑人民幣的陷阱,實質上正在做同樣的事情,這些窮國內的「中國特區」不就是變相的殖民地嗎?一帶一路國家內爆發的反中示威,和當年鴉片戰爭下中國人自認屈辱而對抗的心態又有何不同?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Friedman)長年觀察中國變化,曾經對中國懷抱希望的他,在習近平上任後也坦言自己錯估中國,尤其是在中國加強網路及言論審查後更感觸良多,他形容過去習近平兩任治理以來,「中國比起40年前開放了許多,但是又比10年前倒退了許多」,開放、進步的或許是檯面上的經濟與國際參與,但倒退的卻是難以修復的民主與自由,如今二十大過後習近平的第三任會如何展開,「習近平時代後10年」又會以什麼姿態影響全球,或許只能歷史經驗來推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