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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切都太晚了，一如肢體語言常比口頭講話更能洩露此人心底真正的意圖，這些不經意出現的行為和語法，洩露了他們心底對於質疑者的厭惡與逃避企圖，巴不得消滅所有反對聲音，而這正是威權統治者的行為特徵。
紐約時報日前刊出一篇題為「新加坡式的威權制度比民主制度更好嗎?」的評論文章，文中訪問了逃到美國定居的李光耀孫子，李顯龍弟弟李顯揚的兒子李繩武，一位哈佛學者的心聲。他在2017年回新加坡探望父母時，在臉書發了篇文，批評政府用法庭噤聲批評者，然後，他就被起訴了，嚇得他立馬逃回美國。就在上個月，新加坡官方宣佈對李繩武的父母展開調查，指控他們操縱當年90歲的李光耀修改遺囑。李繩武說:「我伯父不想在合法性問題上有競爭。」「威權主義制度存在下去靠的不是冒險。如果他們認為我有5%的可能成為他們的麻煩，他們要把這個概率變為零。」(請參見: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30424/singapore-autocracy-democracy/zh-hant/)
當猴爺訪問新加坡時，他思考過這種西方政治學者稱為「威權選舉」(Authority Election)的政治體制，跟民主自由體制有多大的差異嗎？拜登之所以不將新加坡列入「民主峰會」的受邀名單，因為他們認為新加坡只是「部份自由」的國家，對於人民的監控無所不在，但人身權利的保護卻處處漏洞。喊「兄弟之邦」的賴神也最好弄清楚，當一個威權者的「兄弟」，有多麼的危險！郭董就更不必說了，他否定民意監督，想要自我監督，那就等於沒有監督。他想要的政治型態是「開明專制」，而且還把柏拉圖的「哲學家皇帝」置換成了「企業家皇帝」。
威權愛好者共同的語言是:「省掉監督，讓我好做事。」「集中力量辦大事。」只要有錢又沒有監督，「一縣市一核電」絕對不是問題，何止半屏山?中有大肚山，北有陽明山，通通可以「核起來」。這是一種企業經營者的純「效率」思維。問題是，企業經營者之所以能專心致志於追求效率，是因為他們能轉嫁無數的「社會成本」或「外部成本」。水、電、道路、污染、廢棄物、勞工生活…，都可以丟給政府或社會來承擔，但當你成為一個政治領袖時，你得全面承擔所有事物的利與弊，沒有地方可以「轉嫁」，只能盡力求取平衡。這是政治家與企業家最大的差別。
我們也不能說「開明專制」的愛好者完全是錯的。在社會發展的初期階段，的確需要一段時間來讓社會經濟長成到某一種水準，就像父母得養小孩十五年，接下來他們才有足夠生存能力去活過往後的五十年。在社會經濟貧弱不堪，中產階級尚未壯大時，冒然施行全面民主，通常只會造成悲劇，這也是現今許多民主否定者的引據來源。但當社會經濟發展到某一階段，個人人身保護與財產保護的制度便須建立，先有了有保障的「自由」，才談得上民主。此時再濫用威權控制，遲早會養出一堆「媽寶」，或令社會進入無休止的青春期、叛逆期，動盪不已。那是一個社會人生的成長歷程，是一種不可逆的過程，認不清這種成長歷程，抓不住當下社會的發展階段，迷戀那種「大人說了算」的好日子，反映出來的其實是自己的媽寶心態。結果，在更大的國家定位問題上，自然會去到處認乾爹乾媽，「阿姨，我不想再努力了」!
在某次促轉會的討論會上，某位法律學者語重心長的說:「我們這種五十幾歲以上的人，都經歷過威權時代。有時夜深人靜，我會反省自己，威權的幽靈，威權時代的習慣與價值，是不是還藏在我們的靈魂深處？」當我們氣到想要消滅所有反對聲音；用盡方法迴避或消滅監督機制；逼迫所有人站邊靠派立即表態；對不同意見者進行羞辱與人格毀滅；為了勝利不擇手段；崇拜那種秩序井然，一根竿子插到底的政治社會；動不動喊「政府管一管」、「通通抓起來」的時候。我們的警報器便該響了，那代表威權的幽靈已經飄出來了。
大眾為什麼會覺得這場總統大選很無聊？因為大家都看到了這些政治人物背後的威權幽靈，而沒有幾個人想再回到那種被管得死死的威權時代。政治人物們沒有真心想要用深思熟慮的政策來向選民提案，沒有想要「說服」人民，而是想用政策技巧、法令漏洞、甚至文宣騙術來哄人們入殼，成為他們法說會上無足輕重的小股東。人們也許沒辦法提出專業論據反駁，但都會聞到怪異的氣味，身體感到一陣不舒服的涼意，直覺這個地方「不乾淨」，於是轉頭遠離。
面對危機與困境，人們需要的不是「話術」，而是可行的「提案」，那卻是這場選舉中，最缺乏的東西。
●作者：吳崑玉／專欄作家、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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