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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馬鐵英認為,就地理視角而言,台灣若想進一步把貿易與投資版圖從中國大陸分散至東南亞市場,還有相當大的空間。雖然東協目前是台灣第二大直接投資地區與第二大貿易夥伴,但整體比重與中國大陸相較仍屬微幅。2010 至 2016 年東協六國僅占台灣整體對外直接投資的 13%,遠低於中國大陸的 62%,2016 年東協六國占台灣整體貿易 15%,僅是中國大陸及香港比重的一半。
在東南亞內部,台灣也仍有多元化擴張的空間。馬鐵英分析,目前台灣與東協地區的往來多集中在新加坡,占台灣對東協直接投資的 42%,貿易額占比達 31%。除新加坡之外,另一個與台灣往來密切的就是越南,占台灣對東協地區直接投資的 37%,貿易額占比達 16%,至於東協其他國家,台灣投資則相當有限。
若從產業來看,台灣在廣泛的製造業與服務業相較東南亞具有比較優勢。馬鐵英呼籲,台灣企業應運用這些優勢,提升在東協市場的績效與表現。其中在製造業方面,台灣對東協在許多產業項目享有貿易順差,包括礦業、化學、塑膠、紡織、金屬、電子、機械與車輛,尤其電子零組件約占台灣對東協貿易順差的一半金額,其次則是紡織占 13%,顯示出在這些領域擁有明顯的競爭優勢。
雖然東南亞市場龐大且多元化,但馬鐵英提醒,企業在評估潛在機會與風險時,應考慮6大因素,包括市場規模、成長潛力、勞動資源、經商便利度、總經穩定性與政治環境等。其中,企業若想追求更廣大的客戶族群與獲利表現,建議與擁有龐大人口與高經濟成長的國家進行貿易或投資,像是印尼、菲律賓與越南仍極具吸引力。
如果企業要尋找低成本的海外製造基地,擁有人口結構優勢與低廉勞力供應成本的國家,便是理想的投資標的像是印尼、菲律賓及越南也符合標準,但要注意的是,越南的人口紅利優勢並不會持續太久,勞動人口百分比已達高峰,預期接下來幾年將下滑,2030 年人口年齡中位數將上升為 37 歲,2040 年為 40 歲,也由勞工短缺,工資成本未來應會提高,對勞力需求密集的企業,將是一大挑戰。
在總經穩定性部分,她分析,無論從貿易或投資來看,目標國家的總經穩定性都非常重要,不過,目前東協總經環境已大幅改善,但越南因評等仍低於投資等級,財務赤字相對較大,高額的政府負債及銀行快速的信用成長,仍是金融穩定的潛在威脅。
另外,馬鐵英認為,企業在評估欲投資國家時,當地經商便利度也是考量要點之一,近年來部分東協國家的商業環境已有所改善,尤其印尼及越南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另外,有賴各種區域合作倡儀,東南亞地區的基礎建設發展前景也已有改善,同時,透過東協經濟共同體及持續談判中的區域經濟合作夥伴計畫,也可望進一步移除該區域跨境貿易與投資阻礙。
至於政治環境部分,不可忽略地,政治環境也扮演舉足輕重角度,政治不穩定可能導致頻繁的政策變化及不適當的決策,將導致市場波動並影響經濟表現。馬鐵英說,近年東協的政治環境尚屬穩定,但每個國家情況仍有差異,例如泰國政變與經常性的政權移轉,導致外來投資的衰退。由於仍由軍政府統治,暫時缺乏回歸民主政治規畫藍圖,泰國短期展望仍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