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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總理碰到我還問你那本書怎麼樣了』
政事兒：您在後記中提到，這本書的寫作開始於退休後。寫這本書花了多長時間？期間是否遇到一些困難？
戴秉國：寫了三年左右。其實不是我一個人寫，是大家寫。開始我是做一些口述，有幾個同志幫我整理，然後再去找一些同志補充修改，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綱要，又經歷了反反覆覆的修改。
前年，朱總理（朱鎔基）碰到我還問，你那本書怎麼樣了？外交部的領導和許多同志都支持和參與了這個工作，因為要把那麼多戰略對話梳理清楚還是要費點功夫的，需要查閱大量的資料。
另外，實際上寫這本書不是三年前才開始，好多東西是過去就思考過。比如，蘇聯的解體和教訓等內容，過去都反覆想過。
政事兒：寫書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故事？
戴秉國：有一張照片書裡沒用，是我跟姚明在美國的合影。那張照片太幽默了，他是個巨人，拉著我這個小個子。拿到照片以後，我覺得這張照片可以參展去，說不定能得獎。（笑）
圖：2009年7月27日，在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戰略對話部分首次會談結束後，時任大陸國務委員戴秉國和美國國務卿希拉惢·柯林頓共同會見記者。
『搞外交要隨時準備經歷危險甚至犧牲』
政事兒：您的外交生涯長達半個世紀，是否遇到過危險的情況？
戴秉國：搞外交工作，要準備經歷危險甚至犧牲。珍寶島事件之後，中蘇關係急劇惡化的時候，我被派到蘇聯去工作。當時我就想如果打起大仗的話，這次去會不會被扣為人質。
坐飛機也曾經經歷過事故，有一次去巴黎磋商，飛機眼看就要著地了，突然一下子拉起來又飛到德國去了。當時可能是降下去有危險，就又拉上去了，拉不上去會是什麼後果呢？搞外交得時刻準備著，上了飛機之後就得準備著可能會出事兒。所以不要怕死，怕死搞不了外交，成天提心吊膽不行啊。
政事兒：工作中，您的外交意見有沒有跟領導發生過相左的情況？這種情況怎麼處理？可否分享一下您的經歷？
戴秉國：我作為下級，偶爾會遇到。對問題的看法或處理，會有不同的意見。不要以為領導好像都是不聽意見的，你只要說的有道理，他們都能接受，都很通情達理的。
我年輕的時候，在駐蘇聯使館的研究室工作。當時，對於怎麼看待蘇聯的問題，我們內部也有不同意見。有一次討論問題的時候，我就跟領導意見相左，當時我不注意方法，感覺有點兒把他逼到了牆角。之後回想起來，覺得我還是缺乏磨練。這個領導心胸很寬廣，後來我從莫斯科回來，他還非要我到他的手下去工作。
政事兒：現在回想自己的外交生涯，能不能分享一下您記憶中最精彩的一次外事工作？
戴秉國：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不能說哪一次最精彩，但有些事情還是很難忘的。比如，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作為外交部蘇歐司的科員，曾經去蘇聯駐華使館外勸阻我們的紅衛兵不要衝擊人家的使館。當時爬上牆壁的情景，我現在還記得。
還有一次是2003年，我剛從中聯部回到外交部。那時SARS已經開始了，有一天走到大街上，一個人都沒有，異常寂靜。東盟要開會討論SARS問題，我們如果不參加的話就會很被動。我透過一個適當的場合，推動東盟很快邀請溫家寶總理去參加。那是溫總理上任後第一次參加國際上的會議，而且去以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北京奧運會火炬境外傳遞的時候，是不平凡的日日夜夜，我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2點以後。因為境外火炬的傳遞是外交部門負責的。我就算是這項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每天必須看到火炬平平安安傳遞下去才能回家。
還有一個不大為人所知的事情。蘇聯垮台以後，我把蘇聯時期的幾個重量級的領導人，先後請到北京來閉門探討蘇聯垮台的原因和教訓等問題，很有收益。
『要學會小聲說重話』
政事兒：書中有個細節，1989年5月，戈巴契夫訪華，鄧小平同志親自敲定『只握手，不擁抱』等細節，這種領導人敲定細節的外事活動，一般在什麼情況下出現？
戴秉國：好像不多，很少見。這個是特別需要的時候才這樣。戈巴契夫訪華是非常重大的事情。為了這次會晤，鄧小平同志思考了好幾年。『只握手不擁抱』就是要體現一種分寸，告訴人們怎麼看這件事，今後的中蘇關係應該怎麼把握。
政事兒：還有一個有趣的細節，您在第一次見到希拉蕊時，曾開口誇她比電視上更年輕漂亮，這樣的開場白也給雙方的對話帶來了良好效果。另外，您還在這次訪美中帶去了小孫女的照片。諸如此類的外交技巧是否常用？
戴秉國：也不常用。這個要用得恰到好處，不能濫用。比如說，我在會見美國國防部一個比較強硬的人物沃爾福威茨時，坐下來以後我就說，人們都說你是強硬派啊，好像你也笑呵呵的不強硬啊。這樣一來，氣氛一下子就活躍了，後來談得就很流暢。
政事兒：您怎麼評價自己的外交風格？
戴秉國：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有一點也是從別人那兒學來的。我覺得既要堅持原則，同時又要注意策略。這個是需要好好把握的。原則堅持要堅持到什麼度，靈活要靈活到什麼度，都要很考究。有時候你該厲害的時候厲害不上去也不行，厲害的時候也不是說凶神惡煞，那也不行。要學會『小聲說重話』。
政事兒：您曾多次作為胡錦濤主席的代表與其他國家領導人會面，這種情況下您的行為和言談細節，自我發揮和提前設定的成分各占多大比例？
戴秉國：相當多的情況下還是要按預定的去辦。因為預定的都是經過審批的，經過大家仔細推敲的。但是現場的應對也是重要的，比如政策把握的能力如何，是否有坦誠友好的態度，外交技巧是不是嫻熟，還有你的人格魅力等等，這些都是有影響的。
『我應該儘可能消失在公眾視野之外』
政事兒：最近，您出席了『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6年會』，並和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對話暢談中美關係。退休三年來，您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為什麼？
戴秉國：我退休了，就應該儘可能消失在公眾的視野之外，直至最終被完全遺忘。我們這些人有什麼值得被人們記住的呢？老實說，應該被記住的，是像毛澤東這樣的偉人，是像屠呦呦、袁隆平等這些為人類造福的人，還有那些長眠在祖國大地和國境之外的烈士。
政事兒：您和季辛吉等一些外國政要還保持聯繫嗎？
戴秉國：我們經常見，每年都會見，有時候不止一次。在大陸和美國都見過。我退休後見了很多外國政要，大概有幾十人次。我要見他們就得自己做功課。
政事兒：所以您退休後每天還都看新聞。
戴秉國：不止是新聞，包括各種各樣的文件。不然我怎麼跟人家談呢？要瞭解國內情況和國際形勢的變化，所以每天都要看點東西。我還要做點記錄，現在已經記了兩本，是用毛筆字做的一些閱讀筆記。因為光靠腦子記是不夠的，有些東西還是要有文字的記錄，回頭還可以查一查。
『退休第一天我就把安眠藥扔了』
政事兒：退休之後，您的生活狀態是什麼樣的？
戴秉國：我處於一種半工作狀態。一個是見一下外國的老朋友。還有一個是在大陸國內一些地方去走一走,還去看了看求學過的地方，包括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學。見了同學和老師，老師是不能忘記的。
政事兒：回到這些地方，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戴秉國：特別親切。過去跑國外多，跑大陸國內少。這對我來講也是一種學習。我還幫助做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情，例如，每年去參加貴陽國際生態論壇。還有幾個地方，我會幫忙推動一下他們的國際問題研究。
大概就是這麼樣的一種退休生活，好像也挺忙的，閒不下來。我也願意同朋友同事交流，這樣可以增長知識，活躍自己的頭腦。
退休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我退休以後每天可以睡足覺了，以前是睡不好的。搞外交都有這個問題，到了後期我每天夜裡都要吃兩次安眠藥。退休第一天我就把安眠藥扔了。
政事兒：您現在身體怎麼樣？
戴秉國：現在吃飯睡覺都可以，精力也比較好，我也比較樂觀，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