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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之後，家務移工的薪資已經6年未漲，24年來更只調過一次，與基本工資間的差額愈來愈大。」陳容柔認為外籍家務移工薪資不調漲，也不完善制度，等到外籍家務工不得已失聯，或是看到其他工資更高的工作而失聯，又都把罪怪在移工頭上，成為一種惡性循環。由於政府制度不夠好，許多雇主的權益也受到侵犯，「其實很多需要外籍家務工的雇主都是弱勢家庭，他們也沒錢支付更高的薪水，但政府也沒有補助，形成『弱弱相殘』的局面。」
近期她才參加調解會，發現有一個家庭除了阿公和阿嬤生活不能自理，還有6個小孩要撫養，所有的家務事和照料事務都壓在1個印尼籍家務工身上，非常辛苦且幾乎沒有休息時間。在調解會上，雇主家庭認為沒辦法調薪只能哀求家務工不要走，家務工雖然也很難過要離開雇主，但真的撐不下去了。「希望政府能尊重家務勞動的價值和正視家務移工血汗的勞動處境。」陳容柔說。
台灣早已邁入高齡化社會，今年起台北市甚至變成「超高齡社會」，平均每5人就有1位老年人，但社區式的機構照顧模式卻尚未普及，目前全市日照候補人數529人，未來候補人數只會越來越高，長照和移工處境都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