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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一個大國，對全球秩序和人類文明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如果中國轉型成為憲政民主國家，則民主中國所參與的全球治理，將會基於普世價值的共識基礎創造人類的共善和福祉，流氓國家或專制國家將不會再因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背後撐腰而在國內外興風作浪，世界大同指日可待。而面對後習近平時代的隨時可能來臨，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是否已經做出準備，因勢利導，幫助中國走向民主化，還是任由中國內部陷入腥風血雨，從而牽動全球秩序、國際關係，將考驗著美國和各國政治家和人民的智慧。
蓋，兩岸關係攸關我國安危與存續，兩岸永久和平發展與臺灣憲政民主和國家主權的維護當為我國最佳利益，但兩岸在憲政民主基本價值的對立和衝突，則具體化為政治制度的不同和國家認同的分歧，恰恰成為兩岸能否和平發展的最大變數，香港與澳門實施國家安全法制展開愛國者專政的經驗，正好說明了縱使在一國之下，黨國體制和憲政主義體制兩種制度仍是難以並存的，何況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存在本身，就是黨國體制的對比，時時威脅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正當性與其對中華民國完全國家繼承的合法性。如果兩岸和平共處都需要克服種種艱難嶮巇，和平統一則更遙不可及了。所以，要改變兩岸的敵對狀態，使臺灣的憲政民主體制得以永續發展，最根本的利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文明的憲政民主國家，與臺灣擁有同樣的價值認同和立國精神，而能夠接受甚至祝福臺灣人民關於臺灣前途的任何自決結果。然中國民主化的實現，能夠全然坐待中國大陸內部的自然演化嗎？我們看到的是習近平就任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數位極權主義體制的打造，以及伴隨著全球政治經濟版圖擴張而來的數位極權輸出，如果不是因為武漢疫情爆發地球反撲驚醒民主世界，而阻礙了其進度。
臺灣政治菁英和中國研究社群，雖然都支持中國民主化的價值命題，但對於中國民主轉型過程中的民粹主義或民族主義政治動員及其對兩岸關係和我國國家安全的影響，都普遍存在著高度的憂慮，加以認為兩岸國力懸殊，經濟和和平維持不易，我國應當以小事大以智，避免橫挑強鄰，招致對岸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乃至在軍事上對我國進行報復，因而認為當前的兩岸關係政策目標，應在於維持和平現狀、厚植國力與增進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我國的價值認同，同時也要積極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各方力量建立對話管道和互信機制，以便一旦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爆發政治上的劇變，我國能夠獲得充分資訊以掌握狀況、做成正確判斷，在此同時，我國也應承擔和參與維護臺灣海峽周邊地區的區域安全責任，不容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有政治力量得有將內部矛盾轉移，而藉擴大事端，在國內外進行政治勒索的機會，另一方面，基於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形勢掌握的語文優勢，我國則應在其政治新秩序的重組過程中，設法影響或引導其走向民主，最有可能的做法，是提供承諾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內部力量以外部正當性，給予政治上的支持，包括協助其獲得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的各種有形與無形資源，這樣才有可能對於民主中國的新憲法秩序擁有發言的地位，獲得參與中國民主再造的資格，進而得以改善兩岸關係，在法律基礎上確保臺灣的憲政民主和國家主權。
面對未來中國，我國從國家發展和國家安全大戰略的角度，都應當未雨綢繆，展開預想和規劃，並且與相關國家進行對話溝通與凝聚共識，日後才有可能因應時局做出正確決策，維護國家最大利益。令筆者感到真正憂慮的是，我國政治菁英對於中國民主化的問題雖然在價值上基於政治正確而認可，但對於臺灣與國際社會在其中的戰略性角色缺乏關懷和評估，以致於在策略思維和規劃上皆呈現出保守和消極的傾向，使臺灣的主張和影響力不易在國際社會發生槓桿作用，從而可能使臺灣在中國議題上無法在國際社會擁有中心的發言分量，而使臺灣陷於被動的配角地位，難以擺脫作為棋子的宿命。
●作者：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中國問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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