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論壇》沈怡昕/是枝裕和《怪物》前青春期的詩

▲導演是枝裕和去年以《嬰兒轉運站》入圍坎城影展,今年新作《怪物》更找來坂元裕二編劇、坂本龍一配樂。是枝裕和這次透過坂元裕二的劇本,把電視劇格局的故事濃縮在充滿電影感的篇幅中。(圖/坎城影展)
▲導演是枝裕和去年以《嬰兒轉運站》入圍坎城影展,今年新作《怪物》更找來坂元裕二編劇、坂本龍一配樂。是枝裕和這次透過坂元裕二的劇本,把電視劇格局的故事濃縮在充滿電影感的篇幅中。(圖/坎城影展)

文/沈怡昕

是枝裕和《怪物》,由坂元裕二編劇、坂本龍一配樂,這部三段式電影目前在台北已上映兩週,第二週少場次狀況下靠口碑燒出的連連滿座。《怪物》是是枝與坂元籌劃多年的劇本,故事核心處理了「前青春期性啟蒙」的少年戀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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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評論中,為了與《親密》中西方社會,以基督教為主流的世界,用普世的「愛」去理解前青春期青少年的戀愛,呼應了當今「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進程。我寫下了「東亞世界中,愛不是等價的,期待一種彼岸式的純愛,終究是太過浪漫。」也是回應本片結尾,風暴過後,走出洞穴,真的迎向陽光了嗎?(延伸閱讀:坎城直擊(一):開幕片、是枝裕和、王兵短評)

重看本片,在一次次回到故事起點的三段式結構、一場縱火案為起點、一場引發土石流的颱風為終局,反覆對位,被選擇性「放大」的片段,彷彿強迫症式的「省略」、「補完省略」,而同樣的現場,一次次這樣檢視,真的靠近「真相」了嗎?

這樣的作法,在港台的影評人、文學評論人看完本片的心得中,不少人提出《怪物》與黑澤明《羅生門》在結構上的相似性;筆者希望在這裡提出一個對文學詮釋的淺見,黑澤明《羅生門》,改編芥川龍之介《竹藪中》,是日本文學上知名的「不可信的敘事者」的案例,透過同對一個事件武士、武士妻、強盜,三次不同的口供,各自有其企圖,卻各自不是真相。《羅生門》最後由旁觀者樵夫揭開了真相,與前三段故事全不相同。

《怪物》則不是這樣,真相從一開始就很完整,你眼前所看到的並沒有說謊的敘事者。

▲《怪物》7月7日在台上映。(圖/車庫娛樂)
▲《怪物》故事主題處理的是「青春期前」的少年戀愛故事,但故事中誰是怪物、為什麼是怪物、什麼是愛、怎麼愛?(圖/坎城影展)
三段故事各自陳述了一個細節繁多的真相幾個面向、幾個片刻,互相補充。前兩段情緒針鋒相對,結尾我們從霸凌故事,看進學校體制問題,最後看到造成成年人誤會的謊言,其實是觸碰「同性戀禁忌」的兒童被壓抑的結果。

從這個「非」致敬,一個常見的影史聯想中,我們看到是枝這次「借刀殺人」的企圖明確。透過「濃縮」坂元劇本電視劇格局的龐雜來龍去脈,在三段式結構的第三段還原一股「黑暗禁忌」的能量。但這種壓縮後還原的「質變」,能夠不只合情合理的凝視「誰是怪物」這個問題嗎?

人人都是怪物嗎?《怪物》當然可以看成是一本「怪物圖鑑」,怪物可能是縱火犯的星川依里,也可能是驅車輾斃孫女的校長、保守父權幫兇的母親、在日本社會是羞恥的酒店客保利老師或「被啟蒙」同性情感的麥野湊。如果把《怪物》看成「怪物圖鑑」,我們能否像對待寶可夢一樣溫柔,肯認怪物是怪物,肯認這些怪物會用善意互相傷害、互相對戰?

在坎城影展領獎及宣傳過程刻意「淡化同志」的導演是枝裕和,其表現讓日本部分同志影評大為不滿。筆者認為,無論是細膩分析「誰是怪物」的影評,或者指責是枝「《怪物》不是『同志電影』」的論述者,都忽略了時下流行的BL文化與氾濫的「同性戀色情影像」導致《怪物》的「獵奇」缺乏倫理上的「敗德」,希望獵奇的人應該會大為失望。

所以打著這樣說法的人,時常忘記是枝最常見、也最真切的回應語法,那即是他講話喜歡表面看起來很正面,但都挑日本人很容易反感的方向去說;而若從他的作品集一路看下來,應該很容易看懂導演「不輕易把人的主體性化約為某種意識形態、宗教觀念」的努力。

▲是枝裕和導演新作《怪物》拿下坎城最佳劇本獎。(圖/坎城影展)
▲《怪物》故事起於一場火災,終於一次颱風。(圖/坎城影展)
是枝裕和絕對不會沒意識到,藉由一個來自電視圈的劇作家「電影化」的劇本,來拼湊一個在日本,甚至世界,都還是爭議性極高的兒少權益問題中,前青春期兒童性探索與同性性啟蒙將對整個社會福利系統、教育系統帶來多大的挑戰,尤其在BL為主軸的影視、動漫作品發達的日本文化裡,不少論者已經開始談「Gen Z」的性早熟問題。

這或許是批判本片「保守」的酷兒理論者忽略,也是筆者初看時,在情感尚無法被感動的地方。本片為何在性場面的處理,如此地「既膽小又大膽」?本片「膽小」到在只有一場、甚至在故事第三段的尾巴,安排一場沒有借位肢體裸露的戲,卻又「大膽」到觀眾可以明確意識這是整個故事的核心;在如今一個幾乎不可能沒有「暴雷」的影視文化—光是坎城「酷兒金棕櫚」的給獎就已經暴雷—這樣的結構設計肯定不能只為了驚喜觀眾。

值得注意的是,自《這麼…遠,那麼近》(2001)的「奧姆真理教」與《第三次殺人》(2017)面對的日本「國民法官制」上路在即,這算是是枝裕和創作生涯中,第三次觸碰明顯「禁忌」議題。不是其他是枝作品主題關心較淺、較不深入,反而是其他作品以典型寫實故事出發,較容易處碰小人物、底層或中產階級的的現實主義問題。相對的上述兩片,跟《怪物》一樣,需要更強的「類型」框架包裝。《這麼…遠,那麼近》借助了舞台劇形式,其精神類似近期爆紅的濱口龍介,《第三次殺人》更直接以懸疑驚悚故事為框架。

筆者以為,《怪物》以日本商業片常見的格局(連影像語言、場面調度都更商業),剪輯很《聽說桐島退社了》、音樂選用大師坂本龍一,甚至宣傳上以「誰是怪物」來做一個傳統本格派推理小說套路的「轉移重點」,這些都不深刻。畢竟,「挑戰『禁忌元素』和挑戰禁忌只有一線之隔」,對這部片無感的觀眾大可批判本片僅僅是挑戰「禁忌元素」失敗。

▲是枝裕和導演新作《怪物》拿下坎城最佳劇本獎。(圖/坎城影展)
▲是枝裕和導演新作《怪物》同時拿下坎城最佳劇本獎及酷兒金棕櫚。(圖/坎城影展)
誠如筆者常為是枝「失敗的實驗作品」辯護的立場,我認為就像是枝跨國作品「出逃」日本的企圖,這種「表面形式」的炫技,刻意選擇「他再也不想拍的電視劇」,刻意膚淺化大量情節,就是這次是枝的實驗。如果用大量「功能性的包裝」,用他不願意做的語法,這樣的「實驗性」是大打折扣的,那也是因為他要面對難以直言的核心。喜歡為難自己的魔術師導演是枝裕和,這回選擇「前青春期性探索」這樣一個他自己和日本社會、乃至於整個世界都沒有結論的、太難展現的「黑暗之心」。

這種黑暗之心難以稀釋、難以面對,是枝裕和嘗試面對的企圖,絕對不是希望我們用「紀錄片田野調查倫理」去框架、用同情或憐憫去聖光化導演風格(或風格的變化、逝去),這種黑暗之心更絕不可能是「羅生門」。

《怪物》的黑暗與光明同樣重要,卻沒有「二元對立」的選項。來得又急又快的不是強迫觀眾選邊站,不是選擇站在「豬腦」、「怪物」、「樹懶」的被霸凌少年星川依里,或是被同情心淹沒、最後「好似啟蒙了自己性傾向」的單親家庭少年麥野湊。若說《怪物》是一首「前青春期的詩」,那故事中日本少年之間、來自父母親強加的、親情的愛,並不能等同於友誼之愛、更不等於戀愛。如果這部電影還能是一首詩,那麼當《銀河鐵道物語》童話般夢幻的樸素列車起駛,航向的恐怕不是解脫、逃逸或彼岸,而「早熟卻絕望」的未來人類,人生真相並不會如影像呈現的低飽和度、高透明感。

電影結局依里問了湊「我們轉世了沒?」,湊說「沒有,這裡就是真實世界。」

就算主角已經如此後設地告訴我們結論,就算電影情節早已無關事實、無關生死,觀眾對結局畫面的質感很難沒有體悟。越是鮮美,越是顯現影像之外的,越不是如此這般潔淨、美滿、或說慘白。

這般典型的日式結論,不外乎就是要我們慢一點,慢一點再結論少年的人生。所以,前青春期的詩跟後青春期的詩一樣,不是詩。


●作者:沈怡昕/影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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