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因素之二，「過度教育讓學歷貶值、同儕效應使薪資定錨」。從 1997 年開始，高等教育擴張， 2016 年大學家數高達 126 家，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每年將近 30 萬人，高教普及讓學歷失去求職者能力辨識的指標功能，業主無法從學歷鑑別能力，初入職場者可能以最低工資起薪，引發同儕效應，導致各行業皆採最低工資聘僱新人。
第三個因素，「外勞人數增加、拉低平均薪資」。台灣外勞人數從 1991 年的不到 1 萬人，到 2016 年的 62.5 萬人，占整體受雇勞工 8.4% ，由於外勞新姿普遍較低，所以拉低了全國平均薪資。其次，引進外勞是增加非技術性勞工的供給，所以也阻升同類勞工的薪資。
因素之四，「雇主有加薪、勞方卻無感」。 2001 年開始，政府推動就業保險與勞退新制，並數度調升勞健保費用，使企業付給員工的非薪資報酬增加，但勞工感覺不到。從數據上來看， 2016 年非薪資報酬占總報酬的 14% ，相較 2001 年增加了 34% ，資方的付出勞工並沒有感受到。
低薪可能的因素最後一項，「 2017 年薪資已經顯著成長」。從上面外勞與非薪資報酬加薪的狀況來看， 2017 年本國籍勞工實質薪資與實質薪資總報酬年增率分別是 2.3% 與 2.1% ，成長幅度較 2010 年到 2016 年的平均值 1.3 %。 2000 年到 2017 年本國籍實質薪資累積成長率達到 5% ，高於全體（本國極佳外勞），若再加入非薪資報酬，等於是本國及實質總報酬累積成長達到 9.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