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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集團研究部資深經濟學家馬鐵英分析，美中科技戰將會干擾區域電子產業供應鏈，進而傷害台灣和南韓。表面上，美國貿易禁令會促使中國大陸科技企業尋求替代的供應來源，為台灣和南韓半導體企業創造機會。然而，儘管台灣和南韓在全球晶圓代工領域扮演關鍵角色，如今積體電路設計和IT軟體仍由美國主導。由於美國希望切斷中國大陸科技企業的上游技術供應，隨之而來的可能是整個供應鏈中斷的風險，包括衝擊與中國大陸有業務往來的台灣和南韓半導體企業。
而台灣受到的傷害程度恐將比南韓大。馬鐵英認為，台灣和南韓目前為中國大陸最大的兩個電機和設備進口來源，分別占22%和19%。就占各自的GDP而言，台灣達19%，南韓為6%。至於華為的供應商，台灣企業數量超過南韓。根據媒體報導，華為92家核心供應商中有10家來自台灣，而僅有2家來自南韓。
當然，透過替代效應，中美科技戰也會惠及台灣和南韓。馬鐵英指出，由於中國大陸科技業面臨來自美國的技術保護主義，全球消費者可能會以其他國家的產品來替代中國大陸的電子產品。在這個方面，南韓的受益程度將會超過台灣。三星目前是全球第一大智慧手機供應商，市占率為21%（IDC，2018年）；而華為位列第二，占比為15%。如果華為遭禁安卓生態系統，那麼可以合理預期消費者將從購買華為產品轉向三星產品。
另外，三星在電信領域也將與華為競爭。華為目前是全球電信基礎設施市場的龍頭，市占率為28%（Dell’Oro，2018年）。三星依然落後，僅占3%的市占率。但三星已經計畫在未來3年增加5G技術投資並提升電信網路設備業務。在中美科技戰的背景下，華為的困境可能會為三星帶來機遇。
從宏觀角度來看，南韓和中國大陸之間具有相對較高的產品、產業重疊，這意味著替代效應相對明顯。馬鐵英表示，事實上，在前幾輪的美中貿易戰中，南韓可能已從中國大陸產品的替代效應中受惠。在美國進口市場中，2018年6月至2019年3月之間中國大陸產品的占比下滑了6個百分點，南韓產品的占比則上升了0.4個百分點，而台灣產品占比僅上升0.2個百分點。
也因此，馬鐵英預期，美中的科技爭議若持續，將會促使台灣和南韓的科技企業分散其生產基地。將生產線從中國大陸轉移到其他經濟體，也許可以避免與美國在敏感問題上的衝突，例如網路安全和智慧財產權保護，但在這方面，南韓做的準備要比台灣充足。
她還提到，過去幾年三星持續擴大在越南的投資，籌建智慧手機工廠。該公司在越南的生產設施目前占其智慧手機總產量約50%。就總體數據來看，南韓對外直接投資（FDI）在地理分布上也相對多元化。2018年約有10%的對外FDI流向中國大陸；而流向東協、中南美、歐洲和美國的FDI大致相當，每個地區約占10%至20%。相較之下，台灣的對外FDI仍偏向於中國大陸。儘管在近10年裡中國大陸占台灣總體對外FDI的比重已經大幅下降，但目前仍有40%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