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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共發布了14例有外國旅遊史的確診病例，讓不少人內心裡的恐懼一次爆發，交相指責指揮中心未能料敵機先，在歐洲、中東確診大爆發之前發布旅遊禁令。
我們暫且不談這樣的想法是不是有「倒果為因」的嫌疑，就先從衛福部長陳時中3月6日立法院的答詢來看，國民黨籍立委洪孟楷質疑指揮中心遲遲不調升日本旅遊警示為三級，是否有政治因素。陳時中指出，指揮中心調升旅遊警示的標準，係參考各國確診人數與人口比例，因此並未調升日本全國旅遊警示為三級。換言之，指揮中心調整旅遊警示的依據，是依照各國疫情狀況來評估，當地尚未爆發大規模疫情前，並沒有調整旅遊警示的必要性。
而今日一口氣將42國列為三級旅遊警示，則是考量到東歐、中東、中亞及北非各國與申根區國家往來密切，多國已現疫情，且位居歐亞非大陸交界，為進入亞洲之交通樞紐，雖已加強邊境管制及檢疫措施，仍持續輸出病例至其他國家；我國已發生多起該區移入之病例，是故指揮中心調整其旅遊建議範圍。
這兩天因為旅遊史感染確診的案例太多，因此國人認為台灣該更早應變這樣的想法，並不讓人感到意外，大家都是希望能夠阻絕疫情於境外，才能夠有效避免台灣社會不致淪陷。但換個角度想，當2月10日義大利宣布禁航中國航線時，順便將台灣也包括在內，當時國人是否有一種「被冤枉」的感受？那麼，若台灣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在沒有確切的證據前就貿然宣布禁航，又何嘗不是在台灣日益艱困的外交環境雪上加霜？
當然，隨著確診人數增加，這兩天也有不少人痛罵有國外旅遊史的確診者很「白目、自私」，明知疫情嚴峻還要跑去日本、歐洲、中東、北非旅遊。但平心而論，這又是另一種「倒果為因」。
理由很簡單，依疾管署旅遊警示分級來看，歐洲申根區22國在升三級前，警示級別為一級「注意」，意即提醒國人需「遵守當地的一般預防措施。」直到升了三級「警告」後，才是提醒國人需「避免至當地所有非必要旅遊。」換言之，誰能想到歐洲疫情會在短時間內大爆發呢？又有誰會想到，跟中國大陸僅一海之隔的台灣，竟然能夠把疫情控制得這麼好呢？用疫情爆發的「結果」去指責爆發前的決定，顯然是邏輯的悖論。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堅持在疫情期間出遊，與隱匿旅遊史造成公司或家人必須在家自主健康管理的情況又不一樣，前者是私德、後者是公德。涉及私德頂多讓人不齒，涉及公德甚至公共衛生安全，則應該被譴責甚至法辦。今日指揮中心公布，明知旅遊警示已經升至三級，仍執意前往的案例也是一樣，因為那叫做「明知故犯」。
無論如何，對於疫情有警戒心，在疫情爆發後，寧可造成機票、住宿等損失，也要取消所有旅遊行程，不為自己與他人找麻煩這件事，絕對是種美德，但「美德」這種東西，從古至今都是用來要求自己的，拿「美德」這種事情去要求別人，就跟在公車上逼人讓座的歐巴桑、歐吉桑一樣無厘頭。
美國作家湯姆克蘭西的小說《恐懼的總和》裡，劈頭就引用了英國前首相邱吉爾的話去憚述冷戰期間的恐怖平衡：「或許你可將最勇敢的水手、無畏的飛行員，或大膽的士兵齊聚一堂──但你得到些什麼呢？他們心中恐懼的總和。」人們常說「防疫視同作戰」，面對疫情和面對戰爭一樣，隨著武漢肺炎的疫情持續發燒，民眾感到恐慌、恐懼都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這樣的恐懼也好、恐慌也罷，可以化為持續防疫的動力，若被恐懼主導，將防疫無限上綱，變成了非理性的謾罵、攻擊、肉搜、失去了理性論事的能力，就沒有意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