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榮豐長文追憶李登輝 為順利修憲雨夜罰站10餘分

張榮豐長文追憶李登輝 為順利修憲雨夜罰站10餘分

文/張榮豐

calendar_today2020-08-01 17:00:00

▲2000年李總統特別在卸任前,和張榮豐在他辦公室合影。(圖/張榮豐提供)
▲2000年李總統特別在卸任前,和張榮豐在他辦公室合影。(圖/張榮豐提供)
前總統李登輝於上月30日晚間辭世,享耆壽98歲,政壇一片哀戚。國安會前副秘書長、李登輝幕僚張榮豐於昨(31)日下午以《李總統留給台灣人民的資產》為題,寫出一篇7千餘字的長文來紀念李前總統,更列出12項曾經和李登輝相處的過往回憶,他更直言「當獲知李登輝過世的消息,雖知這是遲早要面對的一刻,但情感上還是百般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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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張榮豐全文:

 

李總統留給台灣人民的資產

國安會前副秘書長 張榮豐

 

前言

當獲知李總統過世的消息,雖知這是遲早要面對的一刻,但情感上還是百般不捨。昔日跟隨他的種種畫面,瞬間浮上腦海。這些情境彷如昨日,但一切已成追憶。我曾有幸追隨李總統4,000多個日子,有機會對他處理國政做近身的觀察,謹以此文紀念一位給台灣帶來民主與多項資產的總統。

 

一、初識李總統

對我而言他是長官,更是人生中的貴人與導師。1988年1月13日李總統接任大位,9月總統幕僚團開始運作,我被招募成為大陸小組成員,而得以初識李總統。剛開始由於我個性內向,所以除了和他初次見面的自我介紹,以及專業報告外,和他鮮少雙向互動,彼此也缺乏近距離認識。其後他獲悉我是最早進入北京、溫州、珠江三角洲......等地,進行田野調查的學者,才開始對我有些印象。

▲1989年總統幕僚團部分成員夫婦,參訪戰地金門在太武山「毋忘在莒」勒石前留影。(圖/張榮豐提供)
▲1989年總統幕僚團部分成員夫婦,參訪戰地金門在太武山「毋忘在莒」勒石前留影。(圖/張榮豐提供)
二、要具體行動方案,不要標語口號

第一次對他有較深印象是1988年底,他在台北賓館設宴慰勞幕僚團成員。晚宴開始前,照例總統有個講話。讓我驚豔是內容沒有官樣文章,而是分享他在農復會、政務委員的經驗。最後要我們熟讀胡適1928年所發表的「名教」一文,他頗認同胡適對中國社會,習於將做不到的事,寫成標語、化為口號,來取代行動的觀察。希望我們給他的建議方案要具體可行,不要口號更不要標語。

 

三、政治家的前瞻與高度

1990年我從中經院借調到總統府,和李總統在不同場合互動的機會漸多,對他的治國理念、藍圖也有了更深刻認識。

政治家的戰略高度與前瞻眼光,首先表現在能審時度勢準確掌握民心,選出驅動力(Driving Force)最大的改革切入點 ;其次是改革一旦啟動,能堅持理想排除萬難,毫不妥協的完成目標。

總統是國家戰略制定者,所以評價一位總統,首先看他執政願景,是否符合上述條件。其次看策略執行層次,能否處理既得利益者的阻礙,完成改革目標。

 

四、李總統的執政願景──民主台灣

記得天安門事件後不久,有個機會向李總統報告兩岸轉口貿易,以及雙方漁船走私的調查結果。

報告結束後,他問我有無問題?我問兩個最關切的問題:一是他會怎樣處理統、獨問題?二是他要把台灣帶往哪裡?

他回答:「不會處理統、獨問題,因為沒條件。不只我這一代,到你們一代都不具備這些條件,不要浪費時間在這方面爭論」。......「記住!我最重要是實現台灣民主化」。他還強調經濟上台灣早已不是Banana Country,只有民主化才有前途。這段短短的對話,描繪了他主政的願景圖像──民主台灣。

事實證明,民主化是聯鎖效應最大的改革切入點,因隨之而來的軍隊國家化,社會力解放所帶來的務實外交、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落實,以及透過對話來處理兩岸關係,都會陸續排到日程上。

▲1989年3月張榮豐從香港海關購買的兩岸經港轉口貿易統計資料,沿宜蘭烏石港、台北縣鼻頭角、南雅、金山、萬里、野柳、桃園竹圍、永安、新竹南寮、苗栗後龍到大甲大安等漁村,對漁民走私訪談、調查筆記中的一頁。(圖/張榮豐提供)
▲1989年3月張榮豐從香港海關購買的兩岸經港轉口貿易統計資料,沿宜蘭烏石港、台北縣鼻頭角、南雅、金山、萬里、野柳、桃園竹圍、永安、新竹南寮、苗栗後龍到大甲大安等漁村,對漁民走私訪談、調查筆記中的一頁。(圖/張榮豐提供)
五、曲折的民主改革過程,留給人民最有力的防衛「武器」

台灣民主改革過程的艱辛、曲折,50歲以上台灣人,應記憶猶新:二月政爭、野百合學運、終止動員戡亂、萬年國會改選、總統直選與委任直選之爭......等等,過程時而曲折,時而驚心動魄。

為順利修憲,李總統對老國代一一登門拜會,他曾被某資深國代拒之於門外,在雨夜中「罰站」十多分鐘才離開,這一幕真是令人難過得刻骨銘心。也有因民主化而失去既得利益者,在總統府前介壽公園的石頭,用紅色油漆書寫:「國奴當道,亡國之兆」,羞辱李總統。 

面對改革的種種險阻,李總統並沒有退縮,他以基督徒的精神-「謙卑」、「冷靜」、「忍耐」度過各項難關,終於完成台灣的民主化。

現在證明他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資產,就是為台灣建立直接民主制度。尤其當我們看到港人面對「反送中」運動、「港版國安法」時,那種悲憤與無奈,更能明白李總統在政治上,為我們建構一個多麼有力的防衛武器──民主制度。

 

六、為罹難飛行員掉淚,軍隊國家化與禦敵於國門之外

國防建設方面,李總統就任不久,首先建立參謀總長任期制,讓軍中升遷管道暢通,以留住優秀人才。

其次隨著民主化進展,軍隊國家化的立法,也陸續進行以回應民意。1998年9月唐飛以參謀總長身份,赴立院備詢,邁出民意領軍的第一步。2000年1月,立院三讀通過國防二法,正式確立軍隊國家化、軍政軍令一元化、文人領軍的制度。

在建軍備戰方面,李總統主張善用海峽天險,持續更新機、艦裝備,刻不容緩。尤其空軍高空攔截機F-104已老舊,蔣經國總統雖努力向美爭取高性能戰機,但始終沒成功。每當戰機失事,李總統探望罹難飛行員眷屬時,總會難過到掉淚!認為讓飛行員擁有先進戰機,三軍統帥責無旁貸。

1992年8月中,李總統請宋楚瑜先生擔任密使赴美,持李總統親筆信拜會副總統奎爾,要求購買戰機。9月3日布希總統正式宣布出售150架F-16 戰機給台灣 。當天我正好在北京與楊尚昆主席會面,他特別針對此事,要我們轉告李總統:「你們從美國買F-16戰機,沒有必要嘛......不過台灣外匯多,你們的錢要怎麼花,我們也管不著」。

多年後有位中共前高幹,和我見面時有段評論,他說:「李先生主政後,民主化不只讓統戰難度增加,而且透過國、共談判完成統一也越來越不可能;另外強化海、空軍禦敵於國門之外,要比決戰灘頭高明得多」。

▲2006年3月9日李總統在翠山莊與美國小布希時代副國務卿理查•阿米塔吉先生合影。(圖/張榮豐提供)
▲2006年3月9日李總統在翠山莊與美國小布希時代副國務卿理查•阿米塔吉先生合影。(圖/張榮豐提供)
▲李總統2006年3月9日在翠山莊宴請來訪的阿米塔吉先生。(圖/張榮豐提供)
▲李總統2006年3月9日在翠山莊宴請來訪的阿米塔吉先生。(圖/張榮豐提供)
七、務實外交走出國門,對「台灣總統」稱呼,不滿意但可以接受

隨著民主化帶來社會力解放,企業與民間要求走向國際的呼聲,就成為外交與經濟新課題。面對這項新課題,李總統希望國際社會,將台灣經濟實力與主權爭議,區別看待並採取務實作法。 

1989年3月李總統接受李光耀總理邀請訪問新加坡,即是對務實外交的嘗試。他很清楚1971年後,中華民國就很難在國際上被公開稱呼。所以當被稱為「來自台灣的總統」時,他表示「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 

新加坡之行開啟了務實外交,但其決策過程充滿了新、舊外交思維角力。1988年底,李光耀正式邀請函由外交部轉呈總統時,傳統外交思惟的總統府秘書長,在草簽公文上竟建議李總統婉謝。後經總統辦公室親自過問,新加坡訪問才得以成行。此後李總統曾先後訪問過:菲律賓、印尼、泰國、約旦、美國......等無邦交國。 

在務實外交帶動下,民間尤其是企業界在各國豐富的人脈,也協助政府開拓了各種實質關係。其中又以台、美、日直接溝通機制最為可觀,不只各方參與人員位居歷屆政府要職,產生影響也最為深遠。

經濟國際化方面,1989年5月郭婉容部長,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亞銀年會,是擱置主權之爭,落實經濟國際化的第一步。其後台灣積極加入國際經濟組織:1991年以「中華台北」名義加入APEC,1992年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名義,申請加入GATT。1995年GATT改組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我國開始與各會員國展開入會雙邊貿易談判,最後在2002年1月正式成為會員國。

 

八、李總統帶頭買科技股,拍桌保證穩定供電 

國內經濟方面,台灣以IC為主體的技術密集產業,在蔣經國總統時代,下游封裝、測試已有堅實基礎,中、上游IC製造與設計,則正處於萌芽階段。

1980年台灣第一家積體電路製造商「聯華電子」成立,首創政府研發機構技轉民間企業模式。而為完善台灣IC產業結構,促進專業IC設計產業發展, 1987年成立了台積電。所以1988年李總統接任大位時,整個IC產業正要往中、上游的製造與設計發展。 

李總統十分重視高科技產業發展,政府分別在1988、1990年陸續推動「微電子技術發展四年計畫」與「次微米製程技術發展五年計畫」,讓台灣正式進入8吋晶圓時代。1994年更由後者衍生出第一家具研發與量產DRAM實力的「世界先進」公司。1996年政府持續推動「深次微米製程技術發展五年計畫」,研發12吋晶圓0.25-0.18微米製程技術。

到2000年李總統卸任時,台灣IC產業已呈現以下面貌:

(一)技術能耐緊隨世界先進水準,平均落後約1~2年。

(二)科學園區內,完整的上、中、下游產業結構與周邊產業,形成高密度產業群聚。

(三)技術型態包含:超大積體電路設計、高密度晶圓代工、高接腳(Pin)的封裝與測試。 

在李總統主政期間,隨著民主化與自由化進展,政府在高科技產業扮演的角色,也從主導者、贊助者,甚至夥伴關係淡出。他認為就長期言,健全股市讓民間豐沛資金投入科技產業,遠比租稅優惠措施重要。所以他曾在媒體公開表示,他用儲蓄購買了某指標性科技公司的股票,目的即在鼓勵民間資金投入。

另外,他認為民間科技產業已經茁壯,政府主要任務是提供企業所需的基礎設施,讓其經營無後顧之憂。就此角度,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曾談到1997年他跟李總統講跳電的問題。李總統拍了一下桌子說:「假如政府還是不能夠供應給你可靠的電源,那我們這個政府要來幹什麼」,張忠謀表示他非常敬佩這種態度。 

台灣半導體產業,歷經蔣經國總統時的奠基,在李總統主政時茁壯。美國學者艾迪森(Craig Addison)曾以「矽盾」,來形容台灣半導體實力,已成為最有力的安全屏障。

 

九、支持政院推動全民健保,避免人民陷入殘酷的人性考驗

在社會安定方面, 1986年蔣經國總統曾決定,2000年為全民健保開辦目標年。1988年李總統執政後,為完成經國先生遺願,在1988~92年間相繼進行全民健保實施細節規劃。1992年郝柏村院長指示提前辦理,但未明定實施時間;繼任的連戰院長指示提前到1994年辦理。

記得1994那年,有多件情報顯示解放軍蠢蠢欲動。有天李總統要我到他寓所討論此事,討論時間有點長,李武男總管進來書房提醒他,後面還有行程。

討論結束前,李總統提到待會兒是他的醫界老友,帶著台灣醫界大老們來關切全民健保問題。他說:「連戰院長現在面對的是立法院,我這邊則是台灣醫界的壓力。我的觀念是救個人,等於救家庭,也是救社會。一般家庭,只要有人中風或罹癌,甚至慢性病,就會讓家人陷入傾家蕩產與救至親間的掙扎,這是對人性很殘酷的考驗」......「我等下會勸醫界犧牲一點,幫助政府建立全民健保,這樣台灣社會才能安定,我相信台灣醫生都很有愛心......」。

在李總統的拍板定案及全力支持下,連內閣與立法院,終於在1994年7月完成全民健保立法,1995年3月正式實施,成為今日台灣社會穩定的基石。

 

十、政治上終止動員戡亂,開啟兩岸對話;經濟方面戒急用忍分散風險,留下資金發展高科技產業

終止動員戡亂體制,是台灣民主改革的第一步,這除了將國會選舉權還給人民外;在兩岸關係的意涵,是我方片面終止敵對態度,但此舉也可能帶來門戶洞開與中共操弄統、獨之爭。

為避免統、獨爭論干擾民主改革進程,李總統頒布了兩岸統一有條件、有階段,但沒有時間表的「國家統一綱領」作為防火牆。記得成立國統會時,外界一片譁然,尤其剛參加國是會議的開明派人士,更是激動。當我向他報告外界對國統會的反應時,他很淡然說;「沒有國統會,民主改革就會跛腳,但現在無法解釋清楚,你可以去邀老康來參加國統會,他會了解我的作法」。

後來康寧祥參加了國統會,並對國統綱領積極表達意見;1998年更以國統會委員身分,參加二次辜、汪會談。

此外,李總統基於了解對岸政情發展的需要,以及有鑑於當時「密使滿街走」亂象,容易造成雙方誤判,而干擾到民主改革進程。他針對解放軍、中共元老,以及鄧小平指定接班人,建立了三條祕密溝通管道。此後隨著民主化進程,逐步讓溝通管道制度化,並接受民意監督─往後的辜、汪會談,海基、海協的制度性協商,皆濫觴於此。

兩岸經濟關係,主要係隨著中國經濟改革進程,而動態發展。1984年以前,中國經濟改革重點在農村生產承包責任制。這項改革帶來農村剩餘勞動,與消費品需求增加。加上沿海開放以及珠江三角洲、經濟特區,陸續開展來料加工,使得兩岸經香港轉口貿易金額大增,而且以中間原料為大宗。

在消費品方面,兩岸主要是透過漁船走私,交易的消費品琳瑯滿目;我方漁民「輸出」:手錶、雨衣、注射針筒、成衣、廉價化妝品......等,「輸入」則以魚貨為主,少數非法走私槍械、毒品。

1984年之後,隨著中國城市經濟改革及沿海進一步開放,帶動了台商投資中國熱潮。針對這波台商熱,在李總統指示下,行政院在1990年7月頒布「對大陸經貿政策原則暨具體辦法」,目的在保障國家安全,疏導部分台商到東南亞。其中重要者如:

(一)降低企業外移壓力;短期開放更多金融商品,吸收社會氾濫游資;中長期則改善投資環境,留住諸如:技術密集、鋼鐵、機械、石化......等主力產業。

(二)引導部分外移企業到東南亞,緩解台商大陸熱。 

(三)針對赴大陸投資台商產生的外部性(Externality)效果,隨國會改革廢除職業團體代表,同時要求政府主管機關,嚴格監督民間團體按民主原則產生理、監事,目的都在使中共不易收買代言人。

1994年中國進行三項關鍵性改革,奠下日後中國崛起的基礎:

(一)放棄中央計畫指令經濟,改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這將產生一個可以期待的中國國內市場。

(二)人民幣併軌後大幅貶值,使其勞動密集產品在國際市場具競爭力,奠定了「世界工廠」地位。 

(三)實行分稅制,地方稅收55%上繳中央,使得中央政府有財力取代外資,獨攬鐵路、公路、機場、電站......等基礎建設與營運。

在上述背景下,1996年9月14日李總統在台灣經營者大會提出對大陸投資,要「戒急用忍,行穩致遠」。經濟部隨後頒布「在大陸地區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明確界定:「高科技及基礎建設禁止,單一投資在5,000萬美元以上項目專案審核」,基本上這是一個依風險分級管理的做法。 

換言之,對運用中國廉價勞動加工出口的中小企業,因人民幣貶值,加上靈活經營的特性,幾乎沒有風險,所以完全放開管制。至於以中國內陸市場為主的投資,使用的台灣資金、外匯不但金額大,而且風險較高,所以採專案審核方式。

禁止高科技投資大陸,主要係考量其技術移轉自政府研發單位,且是我方主力產業。而基礎建設不但投資期長,而且容易與高科技產業競逐資金與外匯,且分稅制後大陸基礎建設將由中央政府壟斷與經營,風險最大,所以一律禁止。 

稍嫌遺憾是,此一政策因使用「戒急用忍」一詞,在當時被誤解為全面禁止赴大陸投資,而忽略其依風險等級管理的本意。儘管如此,正因有此政策,才讓台灣在一片大陸熱中,保住了諸如:高科技、機械、鋼鐵、石化……等主力產業。由於兩岸經濟關係,本質是隨中國經濟變化動態發展;現階段反倒是企業界主動落實「戒急用忍」與南向政策!

 

十一、對李總統的近身觀察

(一)面對國政夙夜匪懈,提早佈局治國如烹小鮮。

我從小唱國歌對艱澀難懂的「夙夜匪懈」一詞,總是一知半解。直到近身觀察李總統,終於明白是指國政24小時,不可有一刻鬆懈。

但他總是舉重若輕,治國如烹小鮮。主要是他處理國務目標明確,審慎佈局後果決行動。他對幕僚每季提供的「台灣/中國/美國未來事件表」、「未來情勢研判報告」等,都會仔細閱讀。如有必要則善用國安會提早布局,因此國安會常被戲稱時鐘比各部、會快2-3年。以1996年的台海危機處理為例,1995年10月2日,針對隔年三月的第一次總統直選,李總統要求幕僚及國安會做好應變計畫。 11月8日幕僚人員研判對岸於隔年3月5日宣布在台海軍演的機率極高。1996年2月1日,幕僚完成應變計畫草案,李總統批示2月7日召開高層會議,確立應變計畫。

由於提早布局,在我方冷靜因應下,李總統以高達54%得票率當選第一屆民選總統。中共在企圖未能得逞後,不得不以「軍演從來不是為影響某人選情,是為了打擊台獨勢力」、「美國航母被解放軍潛艦嚇退100浬」的文宣,作為下台階。 

(二)重視田野調查,以及統計數字。

李總統認為處理國政不能「差不多」,一定要有統計數字或堅實的調查作基礎。他曾和我分享在農復會的農村調查經驗,與在愛荷華大學田裡,測量、統計各品種棉花纖維的往事。他還建議我閱讀後藤新平在台灣所做的「台灣舊慣調查」報告。 

他頗認同後藤「用腳做研究」的精神,也同意其觀點,即:「一般人民生活中不一定遵守成文法,反倒是許多長久演化而成的舊習慣,才是規範人民行為的真正準繩。如不了解舊習,就不能指望政策會順利推行」。

(三)重視溝通,善於傾聽反對者的意見。

1988年520農運過後,李總統立即要幕僚及民間友人到農運領袖及重要幹部處,傾聽意見;並由幕僚、農業專家、農委會等,針對訴求研究解決方案後,請農運人士到他寓所用餐並親自溝通。 

針對農運人士關切的問題,他依:可馬上辦理、必須編列預算,以及有待立法通過等三部分,來回應訴求。餐後李總統親自陪他們在寓所外的草坪餵羊、閒聊,並提議農運人士赴日、韓考察農業及農民組織。

(四)熱愛學習,隨時追求新知識。 

李總統曾談到擔任政務委員期間,參加時任行政院長經國先生主持的會議時,會預先將模擬的會議結論寫下,最後再和經國先生的裁示比對。剛開始落差很大,經過一段期間的學習,差異已經不大。

我問他落差在哪裡?他說:「剛開始,我只是單純地從專業角度考慮,而忽略該決策所涉及的政治與社會...等面向的因素」。

另外,有天下午他突然問我,你懂混沌理論(Chaos Theory)嗎?我說我不懂,他略失所望問:「那你懂哪些有趣的數學理論?」,我介紹了我和費景漢教授如何使用線形圖(Liner Graph)理論來建構中國經濟模型,以及運用拓璞(Topology)原理分析情報。他聽得饒有興趣,要我幫他找一、二本這方面的入門書給他。

(五)孰悉台灣國情。

由於他當過政務委員、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加上在農復會豐富的田野調查經驗,所以對台灣各地風土人情、地方病、產業分布、歷史典故瞭若指掌。有次陪他南下高雄,在專機飛過桃園上空時,他特別考我,為什麼桃園是埤塘最多的地方,到底有多少埤塘?大致如何分佈?真把我這桃園人考倒了;最後他從地形、年雨量分布、河流、土質等特點,如數家珍的告訴我答案。

▲2000年李總統卸任前與國安會主要成員合影。(圖/張榮豐提供)
▲2000年李總統卸任前與國安會主要成員合影。(圖/張榮豐提供)
十二、特殊的人生際遇成就大格局,為人民留下豐富資產 

李總統由於特殊的人生際遇,擁有看似乎集矛盾於一身的豐富閱歷:「南人北相」──身高183公分的南方人,講流利閩南話、日語、英語的客家人;是曾參加過中共外圍組織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道地的台灣人,卻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在日本、台灣受教育,又是留美的康乃爾博士。

22歲以前是日本人,對中國滿懷憧憬,實際和中國只有在青島驚鴻一瞥的接觸,日後卻受蔣經國栽培,成為中華民國總統。

他這一生特殊的際遇,成就了他的大格局──眼光前瞻、有戰略高度、用人涵括各政治光譜;因此留給台灣人民豐富的資產。

▲2003年8月19日陳水扁總統頒授日本椎名素夫參議員紫色大綬景星勳章,表彰他對促進台日邦誼及維護區域安全與穩定所作的付出及貢獻。(圖/張榮豐提供)
▲2003年8月19日陳水扁總統頒授日本椎名素夫參議員紫色大綬景星勳章,表彰他對促進台日邦誼及維護區域安全與穩定所作的付出及貢獻。(圖/張榮豐提供)
[本文感謝前總統辦公室主任 蘇志誠先生提供資料與斧正,文責由作者自負]
●作者:張榮豐 /台灣跨足學術及政府兩域的知名學者,李登輝在1988年接任總統後,成為中華民國總統府幕僚團的成員,主要負責大陸政策的規劃。張榮豐累積十多年的兩岸關係實務經驗,是李登輝政府「兩岸議題作戰官」,被譽為「國家安全守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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