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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政委吳政忠去年10月底召開跨部會會議時，請數位發展部促成新聞產業與大型數位平台的對話會議。首輪邀請平面新聞媒體業者（台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電視新聞媒體業者（中華民國電視學會、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與Google、Meta對話，4場對話中，媒體方面有2種不同偏好的解決方案，包括參考澳洲媒體議價機制，或用稅法處理。
首輪談話後，Google在日前率先提出3年內投入3億元的「台灣新聞數位共榮基金」方案，協助新聞產業數位轉型和永續經營，但這並非新聞業期待的「分潤」、「付費使用新聞」。
對此，數位部長唐鳳表示，對數位平台來說，提供本來就有提供的服務是比較容易調度的資源，分潤屬於澳洲模式，是另外一種資源，實施上要分階段，而兩者之間並沒有排除性。數位部次長李懷仁也說，「立法一直是選項」。
唐鳳日前接受《NOWnews今日新聞》專訪時指出，將在3月啟動新一輪新聞業和數位平台間的共榮對話，邀請網路原生新聞業與會；等到第二輪討論、蒐集各媒體意見後，才會進一步處理分潤機制。他認為，將各方利害關係人納入後，再確定哪些屬於新聞工作、參數設定為何，比較適合。
至於是否立法，他說，立法絕對是數位部今年發展重點，但立法有集體議價、強制仲裁、著作鄰接權等諸多選項，無法預先決定，得透過對話、讓各方意見充分表達，才會知道立法方向，這也是要等到第二輪對話後，才會有比較明朗的方向出來。
他提到，若最後大家共識將採取明確著作鄰接權、要修著作權法，就會由該法令主管機關主導；若是競爭法、聯合議價行為，主要得由公平會主導，數位部將提供對話平台給主管機關運用；若最後採行模式，沒有明確主管機關，只要數位部不會變成判斷新聞業或新聞業本身的主管機關，僅是建構機制等，數位部責無旁貸、願做立法後的主管機關。
立委、學界催生相關立法
政治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王立達則是參考澳洲立法，草擬完成民間版的《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草案》，范雲將參考該版本，3月提出相關草案；張廖萬堅等19位立委也參考民間版，提出《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草案》，建議由數位部擔任主管機關。
王立達表示，在各國政府與專家學者目前提出的方案中，以2021年2月底澳洲開始實施的強制議價模式最值得參考；民間版草案若能和媒體與平台間議價談判雙軌同步推動，可以促使雙方儘快坐上談判桌，早日完成付費協商，達成具體協議。
該草案核心精神在於促使平台與媒體儘速進行議價協商，草案條文內容2大重點分別是「多階段促進談判程序」與「最終強制仲裁機制」。由新聞媒體提出議價請求，經3個月仍未能與數位部公告的數位平台達成議價協議時，得以向主管機關申請指派調解人，進入調解程序，若任一方欠缺誠意，蓄意拖延協商程序，導致議價協商無法完成，在調解期滿或提前結束時，新聞媒體有權請求強制仲裁。
另外，立委林楚茵希望數位部在立法院本會期提出相關法案草案，或是建立初步分潤機制；同時，也將參考民間版本，在本會期擬好媒體議價法草案，盼加速建立媒體分潤機制。立委李貴敏則與民間團體21世紀基金會合作，將提出較為全面性的數位平台治理法案，涉及使用者保護、假訊息等規範，同時處理平台與新聞議價。
台灣立法有何困境？
目前數位平台與新聞媒體已展開對話，Google釋出善意、立委也擬推出相關立法草案，但林楚茵坦言，這部法案最困難的是執行面問題，部分跨國數位平台在台灣沒有商業據點，再加上平面新聞媒體、電子新聞媒體各有不同公會，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甚至沒有公會組織，若要與跨國數位平台談判，究竟是誰要上談判桌，新聞媒體可能得先達成共識。
但台大新聞所教授林照真認為，儘管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的協商機制需要建立，目前台灣媒體以「公會」為主，是比較聯誼性、商業性質，較難開展平台和個別媒體的具體協商；國外協商都是一個媒體或幾個規模較小的媒體聯合跟平台協商，而不是公會代表跟平台協商。
她建議，各家媒體應指定專人，一方面進行資訊收集，一方面也代表公司成為協商窗口，有助於協商的實質推動；因為協商之後，所有的談判都會被列為保密協定，若沒有一個專人清楚整個來龍去脈，恐怕很難做到這些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