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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事務》指出，中國經濟起飛不是因為國家干預，而是因為國家放手。1980年代經濟成長的背後推手，來自成千上萬個出身小農村的平凡企業家，他們建造工廠製造食品、建材、勞力密集產品，當時改革派領導階層的支持值得讚揚，這也展現在如今各地區的經濟表現上，例如比較起國家干預最多的東北地區，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如廣東及浙江，如今經濟表現更佳。
另一個例子便是香港，在保留財產權、新聞自由、法治之下的香港吸引大批中國企業赴港進行商業投資，這些公司在香港設立辦事處的行為中國務實改革派領導階層選擇「刻意忽視」，這使中國企業家一方面享有香港的法律保障，並享有資產安全、市場融資，另一方面又在中國本土建立商業帝國。
然而，在現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領導下，資本家與企業家再度遭到邊緣化，例如出身鄉村的億萬富翁孫大午，表面上因違反土地法規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但實際上是因為其言行而遭懲罰。《外交事務》提到，中國企業家發現這類騷擾甚至逮捕的行徑普遍發生在資本家身上後，變得不願意在境內投資，甚至嘗試將資本轉移到國外，這對北京當局來說，不僅沒有獲得「整頓經濟體系」的結果，反倒付出慘痛代價。
最後，文內也提及中國對「基礎建設」的迷戀，過去經濟起飛的順序是在超過20年的快速經濟增長後，才開始大規模基礎建設，促成政府收入與土地價值提升，但如今的中國不斷修建鐵路、港口與公路，反倒使其陷入債務不穩定的狀態，同時這些資金又因此無法投注於中國農村的教育及醫療，其後果就是農村醫療衛生體系的狀況不佳，進而導致北京高層必須在疫情期間採取的嚴格清零政策，這對中國經濟造成的損害不僅嚴重，更可能持續相當久。
《外交事務》總結，隨中國經濟成長的放緩甚至停滯愈來愈嚴重，中國經濟表現持續差勁，那麼中國的國家主義恐將成為罪魁禍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