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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仁崴也解釋，反滲透法屬於特別法，對於刑責的加重有其特別的構成要件，關於反滲透法的滲透來源在第二條有定義，採取廣義解釋，包括國家、政府、人民團體等，而違反反滲透法均係多以刑事犯罪處罰（第三條至第九條），甚至第九條後段也處罰「再轉」行為，亦即連間接受到指示、委託、資助，都會構成該法的犯罪。
何仁崴提到，基本上只要接獲情資，有相當的證據，就會去開啟偵查動作，以台灣來說，雖然幾個機關有主動調查的權限，但也不能說24小時一直在監控人民的生活「如果主動搜尋也很奇怪」，也就是說，根據法條，開啟偵查仍回到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的規定，在檢察官知有犯罪嫌疑時就要開始發動偵查，通常係收到告發人提出相當的證據就會開始偵查。
何仁崴表示，認定上仍要視該「滲透來源」有沒有對行為人有指示、委託、資助的行為，而使行為人做出違反選舉罷免法的規定，但因通常受到指示、委託、資助的地點在境外，蒐證較為不易，然偵查機關仍須遵守刑事訴訟法的規範，不能恣意擴張偵查權，更須在達到刑事訴訟法第251條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的情況下才能提起公訴。
也因此，何仁崴認為，因選舉係關於政權的變化，支持者難免會對有無「政治考量」各自解讀。惟判斷行為人是否違反該法律仍須依照刑事程序，不能恣意入人於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