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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主辦單位不會因為你腳下踩的階梯、行走的道路、觀賞表演的位置，甚至購票的便利流程，特地對外宣稱︰「這些都是我們特別多做的」，或是「我們特地開會決定要不要多做」。
那時候，這些都屬於表演場地最基本的服務，而且會不斷加強、升級。對於表演場地來說，好的觀賞環境，是服務觀眾與表演者的基本條件，更是表演團體與觀眾選擇前往的評估項目之一。
然而，在輪椅上生活之後，能夠讓我自由移動在這土地上的每一樣設備，都成為一種需要被特別提醒的恩典。他們說，這是「為了讓障礙者『圓夢』而舉辦的活動或特別設置的席位」。但是，即使這城市具備為鼓勵障礙者出門，而從國外引進的交通工具，但障礙者能否到達現場，有時端視司機先生的意願。為障礙者舉辦的藝文欣賞，一年僅只一次，障礙者參與社會的基本權利，卻得由別人的意願來決定。
試著深入思考，這些脫口而出「多做的事」，話語背後其實透露出本位主義——除了健全者的需要之外，其他都不屬於常態，更不必要。關於每個人的基本參與權、生活權利，只要在這個以「大多數」為框架的考量之外，一切都是施捨、輕易可被取消，甚至被包裝成充滿光環的善意。
那隱形的框架將障礙者排除在環境之外，這樣的理所當然，形成一座無形的高牆，阻擋了框架外的障礙者，也限制住框架內的人；因為所謂的「無障礙」，並非僅止於障礙者需要，而是屬於不同身體狀態、不同語言（包括手語）的所有族群。換句話說，每個人都有可能需要所謂的「無障礙」設備，而那些被認為「多做」的事情，其實只是讓一個人享有基本的生活權利罷了。
我經歷過障礙者與非障礙者的生活，充分理解雙方站在不同角度的觀點。在障礙權利倡議的路上，我們一方面必須讓大眾認知到，無障礙不是選擇性給予，更不是給予者的意願問題，而是身為人的基本權利、日常生活的重要基礎。另一方面則要協助決策者搜集資訊、排除顧忌，找到解決方法，並幫助他們了解障礙者的真實需要，雖然費時費神，卻是必經路程。
邁向共融社會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打開心防、理解對方、共同合作是基本態度，善意是架構在基本需求上的服務提供，能讓雙方都感覺到愉快與自在，而不是單方面的想像以及給予。期盼台灣能走向共好的社會，讓不同族群的人都能享有平等生活的基本權利。
（余秀芷／寫作對輪椅使用者來說，除了抒發、治療自己的心外，更藉此為障礙者發聲，爭取應有權利。現任：作家、生命教育講師、漢聲廣播電台「45度角的天空—秀芷的異想世界」節目主持人、中華點亮生命教育協會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