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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習大大強調全面小康社會已經達標，要全力發展科學技術攻佔科技高地，要求軍隊「堅持以戰領建、加強戰建統籌」時，實際上暗示了中國內部正嚴重缺乏這幾條。
在另一方面，電商平台明明是大陸強項，習大大卻又宣示將「全面監管」金融科技與金融活動，特別針對掌握大數據和市場支配力的平台企業，並且對騰訊、阿里巴巴等私營網路巨頭大規模開罰，要求他們政治正確，並放出「反壟斷」風聲，要求阿里巴巴出售旗下企業，將其肢解。
人民網闡釋，網路平台經濟規範須從構築國家競爭新優勢的「戰略」高度出發，堅持發展和規範並重。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習近平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指示。
這些充滿辯證法式內在矛盾的政策宣示，與人們的經濟常識完全背道而馳，甚至與「改革開放」的精神相牴觸，反而與中國傳統皇朝的經濟發展模式相近，值得研究一下。
就從「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詞兒來說，講白點就是「國進民退」。這概念一點也不新鮮，管仲當年就建議齊桓公，人民有錢就會作怪，社會會紊亂，國家富強當然要發展工商，卻只能「利出一孔」，貧富貴賤完全由國君控制，才能「其國無敵」。
用現代的話說：就是要透過經濟控制來「維穩」。
到了漢武帝，四方征戰，國庫空虛，於是開始鹽鐵專賣，幾乎消滅了漢初發達的冶金業，小市民吃不起鹽，政府卻撈足夠本。此後一路經過宋朝再到明清兩代，國家專賣實施到幾乎「國有民無」，不斷高效率榨取的結果，是國富民窮，官肥民瘦，民間經濟缺乏了創新動力與資本累積，一次大災或一場大戰就打得人民吃不飽飯，於是出現大規模民變，政權一夕崩潰。
最近看了兩本書，《龍椅背後的財政秘辛》與《世界史座標下的中國》，就是在談這些問題，這兩位大陸作者的論點，都有點藉古諷今，對於「國進民退」，或政府直接控制、甚至參與市場經濟不以為然。顯然大陸學者也快受不了政府那隻「沒辦法看不見的手」，不希望習大帝重蹈中國歷代皇朝的覆轍。
但習大大走的卻正是歷代雄才大略皇上們的老路：學漢武乾隆四方用兵，戰狼外交，爭了面子，卻耗光財庫。學朱元璋控制到人民生活每個細節，連穿衣服、影視劇都要管，想用棒子加洗腦進行維穩。學唐太宗、雍正皇搞內廷、軍機處、專案小組，繞過並壓制陽奉陰違的官僚系統。人們有所不滿，就興文字獄，搞網路長城，控制言論。壓抑社會內部自然出現的科技與規則創新，卻要求集中力量辦大事，猛抄外面人的船堅砲利…
要知道，所有國家出手的管制與壓制，都需要有一大批人去監理、清查、執行，樣樣都需要錢，增加國家財政負擔。於是政府管得愈多，財政開支愈大，就愈需要把手伸進人民生活的各個層面抽取資源，弄到人們創造營生了無生趣，社會自然動盪。政府為了因應新的維穩需要，又得要設個新名目，從頭開始走一遍擴張－缺錢－榨取的流程，創造更多怨恨與不滿，如此惡性循環。
結果是，社會上負責生產的人力與能量日益萎縮，但不事生產的官僚、監管、維穩、軍隊愈來愈多，金字塔型結構變形成倒金字塔，一旦走過失衡的臨界點，辦大事就變成了出大事，再也難以回頭。
習大大的問題，在於他太心急了，太重視自己的歷史定位了。近年壓下鄧小平，吹捧毛澤東，讓習毛齊名，無非是這種心態的展現。
問題是，經濟發展有些奇怪的規律，一個國家由貧到富，穩定發展，通常得走個50至70年，漢初清初都差不多走這麼久，美國從1864年南北戰爭大破壞後，接著經濟科技大爆發也差不多走了50年。
改革開放至今才40年，還在往高峰攀爬，長好了肉卻還沒練成肌力，老習卻急著發「大國夢」，多頭並進，備多力分，反受其害。
據說，前幾年震天價響的「一帶一路」，最近也悄悄暫停，至少聲音小了。這是個需要喘息的訊號，中國並不如他自己宣稱的那麼強大，內在問題也遠比外界所知道的多。
習大大的拍桌跳腳烙狠話，其實是「唬牌萬金油」，是種躁鬱症的體現，「躁」是為了掩飾內在的「鬱」。外媒傳說某些中國中上人士覺得他是「瘋子」，也顯示了其內部並不如外界以為的那麼心悅誠服。
照白魯恂的邏輯，當習大大誇口說「時間站在我們這邊」時，其實他最擔心的就是「時間」，而且是短時間敵不過，長時間沒把握的那種時間急迫感。明年2022，是他能否繼續第三任期的關鍵年，壓力會讓這一年多成為他躁鬱症的好發期，而各種內外挫折又會加重他的病情，我們可得更加小心應付。
●作者：吳崑玉／專欄作家、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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