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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土水出生於艋舺祖師爺廟後街，父親是一個人力車的木工修理師傅。他在家中排行老三，出生時大哥已早夭，二哥才八歲。十一歲的時候，父親去世，母親只好帶著兒子們，投靠在大稻埕繼承父業的二哥家。當時的大稻埕有許多傳統宗教用品店，二哥也開始當了佛像木雕師傅。他在耳濡目染下，接觸了福州系的神像雕刻，開始對雕刻產生興趣。
黃土水在國語學校師範部就讀時，「圖畫」科的成績就特別優異，木工科更是得到滿分。他畢業時創作了〈觀音〉、〈彌勒像〉，馬上引起師長們的讚嘆。校長隈本繁吉對他說：「你應該要去當藝術家，當老師太可惜了」。1915年，黃土水就在校長以及總督府民政長官內田嘉吉的推薦下，獲得東洋協會臺灣支部頒贈獎助金，並且以木雕作品《李鐵拐》，獲得東京美術學校雕塑科木雕部的免試入學，成為第一位到日本學習美術的台灣人，也是東京美術學校第一位台灣學生。
在日本藝術最高殿堂發光發熱
東京美術學校是日本美術科系的第一學府，黃土水在該校師事高村光雲。由於他的經費有限，寓居在台灣總督府提供給留學生的「高砂寮」，三餐也只能以地瓜粥果腹。不過他整日埋首在最愛的雕刻藝術上，1920年考取該校的研究科，同年以原住民為題材而創作的《山童吹笛》，入選帝國美術展覽會（簡稱「帝展」）。
自1919年開始，帝展就一直是日本最重要的官方展覽會。因為聚集了日本國內最有權威的學者與評論家，所以只要能更入選，就是當年最傑出的作品、藝術家。也因此只要能夠登上這個舞台，能在日本藝壇佔有一席之地。而身為被殖民的台灣人，能夠登上連日本人都很難入選的舞台，可想而知有多不簡單，更何況他當年只有24歲，轟動了整個日本藝壇。
1921年，文化協會成立的同時，黃土水以大理石雕塑《甘露水》入選第二次的帝展。1922年，他應邀在《東洋》雜誌發表〈出生於台灣〉的文章說道，「生在這個國家、便愛這個國家，生於此土地、便愛此土地，此乃人之常情。雖然說藝術無國境之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創作，但終究還是懷念自己出生的土地。我們台灣是美麗之島，更令人懷念。」他的這份告白，似乎也呼應了文化協會成立的宗旨，也算是在那個大時代下，所有台灣知識青年對故鄉的共同期許。
1922年，黃土水畢業後，又連續兩年以《擺姿態的女人》、《郊外》入選日本帝展。往後，時常輾轉於台灣與日本兩地間創作。他陸續為昭憲皇太后及攝政宮委託製作《帝雉》與《華鹿》；在東京雕刻《三歲童子》，由總督府將之贈與裕仁皇太子，之後又被運回台灣的博物館展示。他與作家廖漢臣的姊姊廖秋桂結婚後，兩人便在東京定居，並在池袋設立個人工作室兼住家。
展現台灣生命力
台灣的人事物，往往成為黃土水創作的核心主題。他從早期的木雕技巧，之後又加上泥塑的造詣，使得他的造型表現特別豐富。在融合明治時期西方的寫實主義下，樸實的外型，傳達了最真切的情感。他認為「雕刻家的重要使命在於創造出優良的作品，使目前人類的生活更加美化。即使完成一件能達成此重大任務的作品，也是不容易的事。」
黃土水也感慨台灣人置身在一個美景豐富的國度，卻缺乏美好的人文生活。當物質文明不斷進步時，精神層面卻停滯，因此呼籲更多年輕人一起創造屬於台灣的藝術。他相信台灣總有一天會產生偉大的藝術家，會有藝術上「福爾摩沙時代」來臨的一天！而我們從他幾個最著名的作品，都可以看出濃厚的台灣元素與精神。黃土水最著名的作品，除了先前熱議的《甘露水》，再來就是《釋迦出山》、《水牛群像》，以下簡短介紹。
《釋迦出山》
1927 年出身艋舺的黃土水，接到龍山寺的委託，請他製作一尊木雕像，他二話不說一口答應了。該件作品由櫻木雕刻而成，之所以選擇「釋迦出山」的故事，在於釋迦牟尼佛是在雪山面壁修行長達六年才出山，象徵堅毅、奮鬥不懈的生命力，也正是黃土水的人生寫照。
這座《釋迦出山像》融合了東方的美感與西方的雕塑語彙，清瘦的釋迦牟尼佛，以眼觀鼻、鼻觀口，袈裟的線條往下垂落，呈現收斂而下沉的力量，然而釋迦雙手往上的合掌姿態，又呈現出寧靜與堅毅的安定之感。彷彿可以撐起世間的所有苦難。這件作品，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慘遭空襲炸毀，如今留下的是依造當時的石膏原模翻鑄而成的銅雕，目前收藏於國立台灣美術館等地，
《水牛群像》
黃土水最出名的大作，莫過於《水牛群像》了。這件巨大浮雕，長555公分、寬250公分的浮雕鉅作。他以台灣農業社會，任勞任怨的水牛為題材，象徵台灣人刻苦耐勞的精神。為了能捕捉水牛的神韻，他還在自家養了一頭水牛，以便就近觀察。1930年，在歷經多年嘔心瀝血、忍受劇烈腹痛才完成作品。但是卻因爲拖延病情，導致嚴重的腹膜炎而送醫不治，結束他短暫的三十六年生命。而這幅巨作，要等到他往生六年後，由遺孀廖秋桂女士帶回台灣，贈與台北公會堂（今日台北中山堂），才展現在世人面前。
事實上，黃土水大多數的作品在二次大戰後就消失了。再加上隨著政權的更迭，他所提倡的以『台灣文化』為創作核心，強調台灣刻苦耐勞的水牛精神，自然不受當時的政權所青睞，也因此讓他的名字在台灣沉寂五十多年。這個《水牛群像》更在幾十年間被擺在中山堂最陰暗的角落，直到1983年石膏原作，才交由當時的文建會原模複製，分別展示在國立台灣美術館、台北市立美術館和高雄市立美術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