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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最後指出台灣的仲介法對雇主和勞工都不利，「廢除仲介制」才是體制內無關兩黨政治，都應該要推行且兼顧社會福利、與發展價值的方向。台灣在解嚴前就被黨國培植、根深蒂固的仲介業生態是當年國民黨遺毒，如今大選將至，「轉型正義」要面對的是「藍綠政治問題」，還是任何政黨都難以面對「勞權問題」呢？
《九槍》一如片名所暗示，暗示了值勤警官的恐懼，他開了九槍，過多的開槍數、沒有優先救治重傷移工的事實，源自於對「吸毒逃跑移工」的恐懼。恐懼的源頭是什麼，這恐怕也超出了《九槍》透過阮國非事件所能在本片一百分鐘內討論的範圍。若看過麥可摩爾的《科倫拜校園事件》（Bowling for Columbine）的觀眾，應該可以想像媒體、電玩、警察文化，都是助長恐懼的源頭。蔡導演固然不像麥可摩爾，用活靈活現、甚至有點違背田野倫理的銀幕姿態，「解決」紀錄片觀點必須中立的倫理問題，但聰明的觀眾也不難發現，在本片盡力平衡觀點的努力下，《九槍》就算中立，也非情感冷靜。
是什麼帶領著影像向來鏗鏘有力、富有情感的導演蔡崇隆呢？蔡導演曾執導《島國殺人紀事》系列（2000、2001、2011）、《油症：與毒共存》（2008），以多部紀錄片挑戰難解議題如冤獄、食安問題，這些議題甚至是當時連第四台電視，或新聞雜誌都不談論的。解嚴後，隨著篳路藍縷的政治民主化過程，台灣媒體「第四台」百花齊放，鼓勵了三台之外的「黨外」媒體，能有更客觀的深度報導的空間。蔡崇隆最早是報紙文字記者出身，於九零年代中期進入超視《調查報告》和民視《異言堂》，在公共電視1997年成立後不久，加入公視紀錄片組，陸續執導上述公共電視台出品的紀錄片。
對筆者來說，《九槍》延續了蔡崇隆紀錄片的一脈態度，更是一整代台灣解嚴後紀錄片作者的共通態度，他們在「解嚴之後」、「媒體亂象之前」就已經看到紀錄片可以肩負、彌補強調快速的新聞所喪失的深度報導能力與道德責任。他們選擇難解議題、獨立調查，在公營電視播放、在校園等放映場合與大眾討論。如今，《九槍》的電影上映更是重視教育與推廣，這是一部在製作中就考慮到觀眾的、「容易入口」的議題電影。
紀錄片之於真實與人道議題的戰鬥位置，還是過往所強調的承擔「責任」嗎？就筆者親身觀影經驗觀察，紀錄片多數消費者是中產階級觀眾，而作為資訊爆炸時代的中產階級觀眾，《九槍》立意良善、讓人義憤填膺、讓人聯想各種議題。電影結束後，我們都理解這是結構問題，但觀眾如何能從短短的兩小時內細想「應該反省警界高層鼓勵開槍的文化」、「政府應該全面廢除仲介」等廣泛又複雜的辯題，連結至不同論述，歸納出更深刻、能更「見樹又見林」的問題本質？
蔡崇隆導演曾提過電視媒體調查節目的經驗是他理解社會的一種方式，如今《九槍》對很多觀眾會是一個很好的起點。筆者關心，《九槍》如何給我們如同真實世界一般情緒激昂、牽一髮動全身的「超連結」、「解壓縮」觀看體驗之餘，能否真從紀錄片影像之於世界（台灣）關係、從影像本身的功能與意義上去思考，如何更簡潔的面對輿論風向的、混亂的「媒體現實」與「媒體生態」。這或許才能真正的解答，是什麼樣的「文化」（不只是警察工作場域的文化），讓第一線警員產生要開「九」槍的恐懼、躁動，與或許藏在內心事後的不甘和一絲絲懊悔，而這樣的懊悔與不甘，或許也是中槍前不久脫衣入河、吸食毒品的阮國非，作為一個移工青年在下了班之後的真實心情。
警察的姑姑說，「我們要是不窮，就不會來做警察」。冷冰冰的法庭紀錄背後，是中產階級難以理解的警員背景。是什麼樣的環境讓「被鼓勵開槍的」警察，不願意承認自己過度執法；是何等惡質的管理方式，才產生「外勞像坐牢」一樣的人權低落問題？這些情景若能在電影中呈現，才能讓紀錄片在不依賴包場、校園、巡迴，這類具有高度目的性的集體觀看，發揮甚至連新聞與報導文學可能無法表達的功能，跨越了互相競爭的影像媒介（紀錄片vs.網路調查報導），讓不同的媒介互相補充其功能，用共榮媒體生態一同面向社會的共犯結構。
●作者：沈怡昕／影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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