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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早就在2007年邁入超高齡化社會，但問題也接踵而來。過去在新冠肺炎疫情加上俄烏戰爭接連打擊經濟，導致貧者越貧，日本貧窮現象也持續擴大且越演越烈，以單親媽媽、靠養老金過活及工作不穩的人首當其衝。
日本高齡犯罪者劇增 監獄變相成為養老院
日本金融廳曾在2019年發布一項報告，指出民眾退休後若要單靠年金再生活20至30年，必須先準備1300至2000萬日圓（約台幣273至419萬元）存款，當時「老後2000萬」甚至成為熱門關鍵字，這代表著光靠退休金過活根本不夠，而「下流老人」問題因此萌生。
「下流老人」一詞出自於日本社會學者藤田孝典2015年的同名著作，指收入低、存款不足且孤獨無依的高齡長者。高齡者在退休之後，只能靠著存款以及養老金過活，但在日圓劇貶、萬物皆漲的情況下，日子「越過越難過」。
隨著人們壽命延長和老年貧窮的加劇，日本老年人犯罪比例也連年上升。根據2022年法務省的「犯罪白皮書」數據顯示，2021年65歲以上高齡者犯罪率佔整體13.8%，在20年之間增加了約4倍，其中以「竊盜罪」為大宗，佔了69.9%。同時推出的「防止再犯白皮書」當中也指出，有2成高齡犯罪者會在出獄之後2年內因再犯而入獄。
過去數據顯示，2016年被定罪的2500名65歲以上高齡犯罪者當中，有3分之1以上曾經被定罪超過5次。這其實並非這些高齡犯罪者知錯不悔改，而是在監獄裡的生活，比起「自由」更舒適。
一名高齡犯罪者高田俊夫（音譯）曾向《BBC》表示，微薄的退休金根本不夠他生活，「我靈機一動，想到可以住在監獄當中」，便騎著腳踏車前往警察局自首自己偷竊，這是他首次「犯罪」，也因此過上了一年的監獄生活。
等到出獄之後，高田俊夫沒過多久又再度犯案，這次換成持刀威脅婦女，但他無意傷害他人，只是亮出刀子，請對方報警逮捕他，就這樣靠著累犯，高田俊夫就在監獄當中進出了8年，期間退休金也持續不斷的累積。高田俊夫坦承「並不是我喜歡坐牢，而是因為我可以免費住在那裡，在我出獄後也存了點錢，讓我在監獄外的生活不至於那麼痛苦。」
就連身為男性的高田俊夫都不堪退休後「又老又窮」的生活，更別說結婚生子就得退出職場的女性高齡者。有名平日靠著社會救濟生活的K女士就曾直言，「出獄後就得重過1000日圓（約台幣210元）1天的生活了，外面實在沒甚麼值得期待的事。」
為了因應「需求」，日本監獄不僅得安裝扶手、適合老年人使用的特殊廁所，並開設老年罪犯課程等改善，還必須另外聘請護理人員以及職業治療師，造成監獄的開銷不斷上漲，另外，因為刑法規定，要求受刑人在監獄當中進行勞務工作，但部分高齡者無法進行木工等工作；卻因此必須設立「養護特化工場」，實際上是讓高齡受刑人進行復健，進行「功能改善工作」。
有分析指出，高齡犯罪者劇增，除了經濟困擾之外，也與老後孤獨有關，不僅是年輕人出走導致老年人無依無靠，家庭結構變動，如親人亡故等原因，也是造成高齡者感到孤獨的原因；另外，日本獨居老人大約佔2至3成左右，人際隔離會削弱社會規範的約束力，便會以犯罪來抒發抑鬱。
在高齡少子化的日本，要增加家人恐怕會是件難事，過去東京人口學家紐曼曾提出規劃大型「養老村」，讓退休者放棄一半的國家退休金，但他們可以免費吃住，並享受免費醫療。而日本也陸續推出一系列政策，包含加強社區聯繫、醫療服務、生活技能培訓、懲教設施再教育等，但似乎仍難改善高齡者犯罪問題。
不過隨著勞動人口逐漸減少，過去奉行「終身雇用制」的日本也開始逐漸轉型，2020年初日本修訂《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4月新法上路，要求企業廢除屆齡強制退休（定年退職），或者將退休年齡從65歲上調至70歲，或者採用繼續僱用制度。
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數據，截至2022年的10年間，制定雇用70歲或以上員工的企業比例增加了一倍多，達到39%。同期，25%的企業將強制退休年齡調高到65歲以上，比例上升了12%。
儘管工作需求不斷增加，高齡員工的薪資並未上漲，截至2022年的十年間，65歲至69歲員工的平均工資上漲6%，但70歲及以上員工的平均工資卻下降9%。或許透過「高齡就業」緩解勞動力短缺問題，另一方面有助於高齡者維持身心健康、賺取生活費，但對於「超高齡化」的日本，仍有許多懸而未解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