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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日前發文駁斥遺址說「站不住腳」，認為香港金融市場具備「國際性」、「綜合性」及「增長性」。然而，許正宇提出的辯護數據恐怕也「站不住腳」，他指出港股今年10月底市值較去年同期提高17％，這是巧妙選擇了一個基期低點營造出的回溫假象，因為港股今年事實上累計下跌17％左右，10月底市值較去年同期高，只是因為去年10月實在太慘。
多項數據都顯示出香港金融市場確實蒙塵，今年前三季首次公開募股（IPO）集資額比去年同期減少了15％就是明顯警訊，且港股中充斥著股價與成交量極低的「殭屍股」，港大經管學院形容這些個股是「生不如死」，香港財經名嘴呂宇健認為殭屍股的比例超過五成，而由「殭屍股」組成的股市又如何能具備活力？
香港的實體經濟也面臨挑戰，家戶財產縮水，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統計，負債的家戶數從今年6月時的3341戶，增加到今年10月的1萬1123戶，主要是因為利率升高，讓房貸族的負擔加重，同時房價下跌，又讓拿房屋去抵押的家戶資產縮水。
股市與房市急凍，也對香港政府的財政收支造成嚴重打擊，導致香港政府赤字暴增。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稍早示警今年港府赤字恐達到1000億港幣、約新台幣4031億元，而在今年2月，財政司曾估計今年赤字為544億元。比起鉅額赤字更危險的是，港府的估計明顯失準，或者說是市場惡化速度遠超預期。
香港怎麼了？
在港版國安法實施後，許多國際企業認為香港如今的經商風險，已經與中國其他地方無異。而一個充滿政治風險的環境，還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嗎？《金融時報》報導指出，有全球知名大企業，要求員工前往香港要改用拋棄式手機，不要使用原本使用的手機。香港在網路資訊雲端服務的自由管理，本來可以發展為區域數據中心以及中國數據的門戶，但隨著法律環境日益緊縮，這優勢也正在消失。
北京今年新修訂的《反間諜法》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擔憂，許多對企業的調查包裹著國家安全的大義遂行，就連香港企業家、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都認為國安工作做得太多，增加了香港的「社會主義」色彩，就會讓外界感覺「香港與之前不一樣了」，不利於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消失的優點除了有中國政治上的因素外，連接中國與西方的獨特橋樑地位也正在消亡。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今年光第1季就有7家中國公司在美國上市募股籌資，要不是中美貿易戰打響，中國企業出海已成潮流，而志在中國市場的國際公司也大可直接在中國沿岸一線城市設立總部，香港「中間人」的角色是過去諸多特定時空環境條件下所造就，但如今已經「回不去了」。
就像美國國會眾議院日前通過《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草案，要取消香港過去擁有的外交地位，因為香港已經幾乎屬於「一國一制」，與中國其他城市無異，不該再享有特權。香港與北京雖然跳腳抗議，但事實就是在反送中運動後，「一國兩制」已徒剩空殼，失去外界信任，香港民間社會力量遭到壓制，逐漸步向「南深圳」與中國同化。
政治與經濟背後，藏不住的身分焦慮
就像這次的遺址說，最早是中國網友在小紅書和微博上流傳，香港作家陶傑認為由於香港在政治上全面靠攏中國，「反而導致大陸網民廣泛鄙視」，個中滋味「只可意會，不能言詮」。
還有香港媒體認為遺址說是「旅外港人」炒熱的話題，理由是中國語法更習慣講「原址」而非「遺址」，而這群「旅外港人」挑起遺址說，無非是為了證明自己離開香港是對的，香港在這些人眼中應該沒落也只能沒落。
遺址說最早究竟起源自中國網友或旅外港人殊不可考，但無論是感嘆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遺址」或是「南深圳」，折射出的都是香港的身分認同焦慮，「香港人」到底是一群什麼樣的人？始終是難解的歷史問題，就連香港內部對此也是態度分歧。
當然，這種焦慮也是雙面的，中國面對香港也存在焦慮，香港在文化影視、金融經濟方面的成就，曾經讓中國一世代人嚮往，但在交流中累積的種種不愉快與摩擦，也讓中國網友對今日香港產生一種敵視與陶傑所說的意欲「嘲諷羞辱」的情緒。
習近平於2020年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週年大會上，強調要「港澳融合發展」、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當時就被認為是有意淡化香港的角色。而習近平日前赴上海考察，要求增強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和影響力，也被解讀是拉拔上海取代香港。
或許對習近平來說，若香港維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某種層面上是對遂行「習經濟」的中國其他城市投下否定票。當然，中國央行行長潘功勝在上月底也曾發言力挺要維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過，新聞底下很快引來中國網友質疑，「中國人民銀行堅定維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這種中國式社會主義經濟必須壓倒西方資本主義的想法，背後不也是一種焦慮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