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AI幾秒鐘就能生成一張逼真的臺灣街景,為什麼熟悉這片土地的人,仍能一眼看出其中的違和?因為美感從來不只是畫面本身,更包含我們對土地、生活與文化脈絡的理解。在影像、設計與文字都能被快速生成的時代,創作者還會有真正不可取代的價值究竟是什麼?答案或許不在更強大的工具,而在那些必須親自走過、看過、感受過,才能形成的生活經驗與感動。2026臺北文創名家會客室《From AI to I》系列講座第二場,邀請電影《大濛》視覺特效總監郭憲聰、和「台東慢波計畫」策展人吳孝儒,從截然不同的創作現場出發,一起拆解再強大的AI算力也無法精準抓到的「台灣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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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憲聰:一層霧的背後,是1950年代臺北城的重建

在電影《大濛》中,「霧」是貫穿全片最重要的畫面元素,總數高達526顆特效鏡頭,出現霧氣的就佔了200顆以上。為了營造出導演陳玉勳眼中最完美的霧氣瀰漫特效,郭憲聰和視覺特效團隊可以說吃足苦頭,尤其到了後製調光階段,光是調整畫面上的霧氣濃淡,就花了兩個月時間。

「我們希望《大濛》呈現出來的視覺效果,是讓觀眾完全察覺不到特效的存在。」郭憲聰表示,接下這部電影時最大的使命,是希望透過數位技術,重新建構一座消失的城市–1950年代的台北城。霧氣固然是烘托全片氛圍的重要元素之一,但對特效團隊而言,真正困難的並不是「做出霧」,而是必須先理解那個時代的台北究竟是什麼樣子。

為了還原1950年代的台北,郭憲聰從劇本階段便開始與導演、美術及攝影共同規畫,並透過歷史資料理解戰後城市的樣貌、生活習慣與街道聲景,再反覆比對歷史照片、地圖與文獻,從房屋坐向、道路配置,到遠方山景與植被分布,每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都是特效成敗的關鍵。

「你知道在那個汽機車尚未大量出現的年代,台北人晚上最常聽到的聲音是什麼嗎?是木屐踩踏街道的聲響。」郭憲聰說,當時的台北仍殘存著戰後痕跡,還沒來得及重蓋的斷垣殘壁、尚未開發的大片綠地,都是與現下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觀。「當觀眾看到霧氣瀰漫的臺北街頭,真正被重新召回的,其實是一個已經消失的時代。」

這也正是AI與人的創作之間最有意思的差異,AI可以快速生成一個「看起來像1950年代臺北」的畫面,但要讓一個熟悉臺灣歷史與生活的人相信「這就是那個時代」,背後仍需要大量的研究、觀察與判斷。

郭憲聰的團隊也曾測試利用AI輔助演員的老化效果,但生成結果往往帶著西方訓練資料集的偏見與違和感,而非大家熟悉的東方人臉孔,需要大量人工進行修飾與微調,更重要的是,如果技術處理影響了演員的表情與表演質感,導演依然會放棄最逼真的AI變臉效果,果斷選擇回歸故事與角色本身。「我們做特效或技術的人,很常從技術層面思考;但一部好電影,最終還是要回歸導演想傳達的故事、鏡頭語言與劇本靈魂。」

在郭憲聰看來,工具提供的是選項,真正決定作品往哪裡走的,仍然是人。當軟體與技術越來越普及,創作者之間真正的差距,也不再只是誰更熟悉工具,而是誰能提出獨特的概念與美學判斷。

▲郭憲聰認為,AI只是技術工具,一部好電影最終還是取決於導演的鏡頭語言與劇本靈魂。(圖/臺北文創提供)
▲郭憲聰認為,AI只是技術工具,一部好電影最終還是取決於導演的鏡頭語言與劇本靈魂。(圖/臺北文創提供)
吳孝儒:AI能回答問題,卻做不到田野調查

如果說郭憲聰透過數位技術「回到」一座已經消失的城市,曾憑藉「台東慢波計畫」榮獲2023年日本優良設計獎肯定的吳孝儒,則選擇從另一個方向出發—走進還在發生的真實生活。吳孝儒長期從產品、品牌與策展切入地方議題,作品經常從臺灣庶民生活取樣。早年赴米蘭參展時,他深刻感受到國際設計語彙長期受到西方知識體系影響;但也正因如此,他逐漸意識到,創作者越能理解自己的文化,越能提出對自身文化的觀點,反而越有機會與世界展開真正的對話。

「AI沒辦法做的一件事情叫田野調查。」吳孝儒認為,人類最難被AI取代的能力,就是走進現場。不去喝茶,就不知道茶杯如何被使用;不懂咖啡,也無法設計一台真正好用的咖啡機;如果沒有衝浪者的身體經驗,再漂亮的衝浪板圖像,也未必能回應實際需求。

這樣的核心理念,體現在吳孝儒參與的新北設計展《Life in Circle》。當時,他著團隊走訪新北市不同區域的青年,從田野調查中理解他們的生活,再將蒐集到的資料交由AI生成出六個虛擬人物。

「人物是假的,但生活是真的。」六個角色在社群上的生活紀錄、朋友圈的互動、以及各自房間裡的裝飾細節,都是從真實存在的新北青年生活中取樣而來,從而被AI轉譯成為新北青年共通的生活樣貌。

吳孝儒主持的「台東慢波計畫」是另一種對照。這個計畫緣起於疫情期間,吳孝儒帶著團隊將「臺東設計中心」轉化為一座「城市客廳」,邀請在地人、移居者、部落工作者、嘉明湖揹工、熱氣球飛行員及生態調查員等不同身分的人,分享各自的生活、文化與地方經驗,累積成超過100集的Podcast向全世界發聲,讓設計策展不再只是被展示在展場裡的成果,而是成為理解一座城市、聽見不同生活者聲音的入口。

▲吳孝儒表示,來自生活現場的觀察、感知、以及對地方文化的理解,是AI最難生成的價值。(圖/臺北文創提供)
▲吳孝儒表示,來自生活現場的觀察、感知、以及對地方文化的理解,是AI最難生成的價值。(圖/臺北文創提供)
台灣感性不是一種設計風格,而是AI無法體驗的生活

從《大濛》消失的1950年代臺北,到「台東慢波」正在發生的地方生活,看似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創作方式,卻都指向同一件事:創作的價值,不只在於做出什麼,更在於理解為什麼要做。吳孝儒指出,設計產業長期被要求「解決問題」,但更重要的是先學會「定義問題」;AI可以加速找到答案,卻無法替創作者決定真正需要回答的是什麼。郭憲聰也認為,當軟體與工具越來越普及,真正拉開創作者差距的,不再只是技術本身,而是能否提出獨特的概念與美學判斷。

換句話說,「台灣感性」從來不是一套可以被複製的視覺風格,它來自創作者走進土地、理解人群,再經由長時間觀察與選擇所累積的文化感知。AI可以協助延伸想像、提高效率,也能成為創作者手上的重要工具;但它無法替人生活,也無法代替創作者決定什麼值得被留下。

臺北文創總經理劉麗惠表示,「當科技不斷改變創作的速度與邊界,人們更需要重新理解自身與土地、社會及文化的關係,從那些無法被複製的感受、經驗與判斷中,持續提煉出無可取代的作品和文化影響力。這也正是2026臺北文創名家會客室《From AI to I》系列講座想要探討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