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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光威進一步說明，在租金或價金調整這部分，締約時，雙方風險自我評估、自我承擔，因為沒有預期的狀況，而單方希望能夠變更應該給付的金額或是變更給付方式等等，原則上不是法律所允許的，但我國有一些法規，比如說民法所定的情事變更原則或不安抗辯權等，在過去相對少被主張，現在有機會被主張。
例如在供給契約中，供貨方通常有先行交貨義務，且約定收貨方於收受貨物後一定期間內給付款項。然而收貨方受到疫情影響，發生財務危機，顯然無法於出貨後遵期給付貨款，供貨方可能陷入給付貨品後收不到貨款的風險，但不出貨又可能會有違約風險的兩難中。此時即可考慮行使民法上的「不安抗辯權」，要求收貨方先行給付貨款，達成調整契約約定的效果；反之，若收貨方被主張不安抗辯權，也有反制之道，例如提供證明，以向供貨方確保自身仍有履行契約義務的能力。
此外，像經營商場、戲院等營業場所的公司，可能因為疫情影響，導致不堪負荷租金或權利金等定期性給付的成本，除了可考慮向契約相對人協商調整租金或是授權金以外，亦可援引「情事變更原則」，向法院聲請調整契約內容。當然若是出租人在面對承租人提出此一聲請時，亦可向法院提出自己可接受的調整方案，以保障自身最大權益。
在破產或重整計畫考量部分，由於疫情關係，導致公司營運大受影響，進而陷入財務困難、甚至瀕臨破產邊緣，此時可能會走向需要向法院聲請重整或破產程序。同樣的，在此防疫期間，遇到交易相對人或債務人進行重整或破產程序的機率也大幅提升。
至於勞資糾紛預防方面，闕光威提到疫情肆虐期間，亦可能會發生諸如無薪假問題、防疫假問題、居家作業辦法、工時計算、勞工解僱甚至是大量解僱勞工等相關勞動法議題。尤其是預期在此波疫情期間，可能會有解僱一定數量之勞工的需求，基於法令之要求，可能必須依循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之要求。
闕光威說，訂定大量解僱保護法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公司大量解僱勞工致勞工權益受損，所以要求公司如果要解僱一定數量的勞工時，應該在一定期間之前提供解僱計畫書給主管機關，而所謂一定數量的勞工，要依公司的規模大小予以個案計算。建議公司應妥善規畫，遵循勞動法令謹慎處理相關議題，以預防產生重大勞資糾紛。
最後，還有跨國交易糾紛問題。闕光威指出，我國屬貿易型國家，產業高度仰賴進出口，目前我國公司陸續面臨外國廠商發生財務危機，甚至已逕行向當地法院聲請破產程序，但我國公司仍有高額貨款未獲付清或是貨物仍在海運運送中等情形，可以預期這可能只是一個開端，將來各公司產業皆有可能需面對大量的跨國商務糾紛。建議與廠商隨時聯繫更新相關訊息，並採取相對應因應措施以避事後求償無門。
由於這次疫情嚴重，目前仍無法預見抗疫終點，在環境劇變，導致各公司間所簽訂的契約背景、條件都已大幅改變，進而將來會面對的法律風險亦會層出不窮，闕光威建議盡早進行全盤的規畫及建立適當的預防措施，以使公司在疫情的衝擊下仍可順利營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