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台北地院一審認定剴剴案社工具保證人地位，判2年徒刑，引起社會譁然。NOWNEWS訪問法界人士，分析2原因，談社工為何不具備保證人地位，應區分權責並提供公權力協助，降低兒虐風險。
《刑法》所謂「保證人地位」，通常是指一個人對他人的生命、身體安全負有特別保護義務。例如父母對子女、醫師對病人、照顧者對受照顧者，若明知危險卻不作為，可能構成犯罪。但問題在於社工與個案之間，是否當然等同於父母、保母或醫師，這正是本案最大爭點。
一審判決指出，社工在男童剴剴出養過程中，掌握大量資訊，也與其他社福單位達成由她親自訪視的分工，因此實際上承擔了追蹤、確認孩子受照顧狀況的主要責任。法院指出，剴剴在交給保母後，出現瘀青、消瘦、驚恐、異常行為、頻繁生病等狀況。社工受過兒虐辨識訓練，應該提高警覺、增加訪視、要求就醫或通報主管機關，卻未積極處理，因此認定她違反注意義務，與死亡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
理由一：僅是聯絡社工、不具公權力
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盧映潔認為，法院此推論有待商榷。首先，社工雖然負有專業責任，但不具有刑法上的保證人地位。她解釋判斷是否「自願承擔」保護義務，不能只看社工是否訪視或掌握資訊，而要看她是否長期、實際介入孩子日常照護。本案社工僅每月訪視一次、每次約一小時，托育契約書載明她是「聯絡社工員」，真正負責日常照顧的是保母，孩子的法定責任也未移轉給訪視社工。
盧映潔分析，社工若要具備保證人地位，必須是基於國家保護義務行使，並與親權人如保母共同照顧，且事實上對兒少有「實際保護承擔」。以德國為例，法律規範國家將保護義務授權給社工以行使公權力，並賦予社工足夠的「權限與能量」來進行密集的照顧與陪伴，因此具備保證人地位。
理由二：兒虐指標為醫事人員文件 不適用社工界
其次，法院以社工受過兒虐辨識課程，推論社工應能預見死亡風險，也遭學者質疑。盧映潔指出，法院應具體調查社工接受過哪些訓練、時數多少、是否足以讓她在短時間訪視中，辨識出受虐風險。若僅上過相關課程，就要求她具備高度專業判斷能力，恐忽略社工實際工作的限制。
此外，法院引用「台灣兒少保護社區亮點強化方案兒少虐待臨床表徵12點提醒指標」（簡稱兒虐臨床表徵12點提醒），來要求社工應該看出異常。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後稱司改會）執行長李明洳認為，醫師可檢查孩子身體，社工訪視時通常只能觀察外表、互動，兩者條件不同。李明洳分析，男童曾多次更換照顧者，可能因創傷、適應或安全感變化，出現消瘦、情緒失控等反應，再加上保母主動提供說詞誤導，讓社工誤以為是剴剴適應問題，加深辨識虐待難度。
盧映潔進一步說明，該指標出自社團法人臺灣醫師聯盟倡議性文件，專門給醫事人員參考，並非公部門或者其他專業團體用來評估兒虐的依據，也不是用來訓練兒虐辨識的工具，社工界並不知悉這項文件，更遑論依此文件進行兒虐的評估或判斷。
司改會籲政府：提供社工法律諮詢、職業保險
自從剴剴案發生迄今，司改會多次辦講座與社工界互動、提供法律諮詢，李明洳觀察指出，社工界需要更完整的法律協助與支持，包括公部門資源編列、委託方案經費、職業保險與法律諮詢。
她指出，許多社工最擔心的是個案紀錄、表單補寫或文字錯誤，是否會被認定為業務登載不實，但一般溝通文書疏失並非故意造假，並不會構成刑事犯罪。
李明洳建議政府，未來應建立權責分工並給予公權力支援，讓社工了解法律並非唯一解方，制度改革不是讓社工更會自保，成為執行公部門任務的「國家行政機器」，社工核心，仍是站在案主身邊，與人建立關係、陪伴與賦權。
她總結，若將社工冠上保證人地位，恐讓第一線社工承擔超出權責的刑責風險，迫使他們走向防衛性工作，為自保、減少承接高風險個案，社安網需要的是權責分工與跨網絡合作，而非讓社工成為代罪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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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判決指出，社工在男童剴剴出養過程中，掌握大量資訊，也與其他社福單位達成由她親自訪視的分工，因此實際上承擔了追蹤、確認孩子受照顧狀況的主要責任。法院指出，剴剴在交給保母後，出現瘀青、消瘦、驚恐、異常行為、頻繁生病等狀況。社工受過兒虐辨識訓練，應該提高警覺、增加訪視、要求就醫或通報主管機關，卻未積極處理，因此認定她違反注意義務，與死亡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
理由一：僅是聯絡社工、不具公權力
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盧映潔認為，法院此推論有待商榷。首先，社工雖然負有專業責任，但不具有刑法上的保證人地位。她解釋判斷是否「自願承擔」保護義務，不能只看社工是否訪視或掌握資訊，而要看她是否長期、實際介入孩子日常照護。本案社工僅每月訪視一次、每次約一小時，托育契約書載明她是「聯絡社工員」，真正負責日常照顧的是保母，孩子的法定責任也未移轉給訪視社工。
盧映潔分析，社工若要具備保證人地位，必須是基於國家保護義務行使，並與親權人如保母共同照顧，且事實上對兒少有「實際保護承擔」。以德國為例，法律規範國家將保護義務授權給社工以行使公權力，並賦予社工足夠的「權限與能量」來進行密集的照顧與陪伴，因此具備保證人地位。
理由二：兒虐指標為醫事人員文件 不適用社工界
其次，法院以社工受過兒虐辨識課程，推論社工應能預見死亡風險，也遭學者質疑。盧映潔指出，法院應具體調查社工接受過哪些訓練、時數多少、是否足以讓她在短時間訪視中，辨識出受虐風險。若僅上過相關課程，就要求她具備高度專業判斷能力，恐忽略社工實際工作的限制。
此外，法院引用「台灣兒少保護社區亮點強化方案兒少虐待臨床表徵12點提醒指標」（簡稱兒虐臨床表徵12點提醒），來要求社工應該看出異常。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後稱司改會）執行長李明洳認為，醫師可檢查孩子身體，社工訪視時通常只能觀察外表、互動，兩者條件不同。李明洳分析，男童曾多次更換照顧者，可能因創傷、適應或安全感變化，出現消瘦、情緒失控等反應，再加上保母主動提供說詞誤導，讓社工誤以為是剴剴適應問題，加深辨識虐待難度。
盧映潔進一步說明，該指標出自社團法人臺灣醫師聯盟倡議性文件，專門給醫事人員參考，並非公部門或者其他專業團體用來評估兒虐的依據，也不是用來訓練兒虐辨識的工具，社工界並不知悉這項文件，更遑論依此文件進行兒虐的評估或判斷。
司改會籲政府：提供社工法律諮詢、職業保險
自從剴剴案發生迄今，司改會多次辦講座與社工界互動、提供法律諮詢，李明洳觀察指出，社工界需要更完整的法律協助與支持，包括公部門資源編列、委託方案經費、職業保險與法律諮詢。
她指出，許多社工最擔心的是個案紀錄、表單補寫或文字錯誤，是否會被認定為業務登載不實，但一般溝通文書疏失並非故意造假，並不會構成刑事犯罪。
李明洳建議政府，未來應建立權責分工並給予公權力支援，讓社工了解法律並非唯一解方，制度改革不是讓社工更會自保，成為執行公部門任務的「國家行政機器」，社工核心，仍是站在案主身邊，與人建立關係、陪伴與賦權。
她總結，若將社工冠上保證人地位，恐讓第一線社工承擔超出權責的刑責風險，迫使他們走向防衛性工作，為自保、減少承接高風險個案，社安網需要的是權責分工與跨網絡合作，而非讓社工成為代罪羔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