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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鳴堂」是台大校園內少數具強烈中國國族主義的建築。1968年啟用後為僑委會使用，原名「僑光堂」，是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推動僑務發展及世界華語文教育的基地，偌大的空間也時常作為各類集會與藝文展演 。如第一屆全國書展便於此舉辦，五天的展期創造逾十五萬的觀展人潮，開啟日後各地舉辦書展的契機。另在台北市改隸直轄市後，第一屆市議員當選證書頒發典禮也在僑光堂舉行，使其成了台北市市政發展史的重要見證。
僑光堂於1996年歸還台大，一樓作為學生餐廳、二三樓規劃為劇場供戲劇系使用。2018年台大以建物老舊、維修困難、卓聯大樓取代鹿鳴堂現有機能等因素，原訂於七月拆除鹿鳴堂，經過文資團體奔走搶救，目前已暫緩拆除，全案進入文資審議程序。
僑光堂除了見證藝文及政經發展，在其具有「中華民國美學」的建築式樣背後，更可見建築師在時空限制中，為創造建物獨特價值所做的努力、以及國家級堆花技術的傳承歷程。藉由台大鹿鳴堂的保存爭議，我們不妨重新認識中華民國美學，並思考此類建築保存、發展的意義。
除了醜以外，「中華民國美學」還有什麼意涵？
如果要以建築的角度看待中華民國美學，可以先將其定義設在「受中華民國官方控制下出現的建築風格」。1949年國府入台後，興建中國古典式樣的公共建築除了一解鄉愁，也是國民政府延續中華文化的象徵，1950年代興建的南海學園，可說是此類公共建築之先例。
1960年代，為呼應中共爆發文化大革命，國民政府則在台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意圖在文化論述中標舉中華民國為「正統中國」。許多具有濃烈的中國古典色彩的公共建築便由國民政府主導興建，如故宮博物院、中山樓即是此時空背景下的產物。
但若因此將「中華民國美學」與「中國古典風格」畫上等號，則又忽略當時建築美學重要的一塊拼圖——現代主義。現代主義認為傳統建築過於雕琢，主張簡潔、俐落，重視建物機能及結構本身。由於該風潮於1950年代備受建築學界推崇，使得當時的台灣建築產生極度矛盾的狀況——雕梁畫棟的中國古典建築，與反裝飾的現代主義建築並行。
故宮博物院（初聲／劉彥良攝）巧妙的是，這兩個看似衝突的建築風格，卻能共生在同一棟建築。於是「中華民國美學」便在一場文化的國共戰爭 中，從官方偏好的中國古典風格開始向外延伸，揉合現代主義，進而造出許多具實驗性、開創性的作品，「僑光堂」便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僑光堂的特色美學——國共爭權戰場中，發出獨特的聲響
僑光堂原先設計即是供僑委會做僑務發展之用，具強烈政治目的。前僑光堂主任董鵬程於10月18日文資現勘時表示，當初建造僑光堂前，建築師馬惕乾即說明要建一棟有中國傳統，讓華僑回來能看到中國的「家」，於是中國傳統元素便成了此棟建築的必備要件。
台大鹿鳴堂（原僑光堂）（初聲／劉彥良攝）即便以中國傳統元素為出發點，僑光堂卻又有別於古典樣式的建築，以大面積的錐狀牆面作為主要的視覺標誌，使得僑光堂在不同角度的陽光照射下，呈現特殊的光影效果，與「僑光」之名遙相呼應。除了視覺效果，一般錐狀牆面多在平面結構上進行加掛，僅有裝飾用途，但僑光堂的錐狀牆面則是預鑄成內含鋼筋的錐狀磚，使其具有支撐建物的結構功能。錐狀磚的內凹設計應用在集會堂，相較於平滑的牆面應有降低回聲的作用，但實際的降噪效果還有待科學進一步驗證。
台大城鄉所教授賴仕堯於會勘時說明，馬惕乾是一名受現代主義影響的建築師，認為建築應忠實表現結構，不該有多餘的裝飾，因此，以預鑄磚形式建造錐型牆面，便是將不必要的裝飾轉化成建築結構的必需品。由此可見，建築師在中式建築、現代主義雙重限制下，試圖尋求創新的努力，該建物是現代主義融合裝飾需求的特殊作品。
僑光堂除了具有突破時代限制的開創性，建物內的中式語彙，也藏有一段台灣傳統工藝史的傳承見證。
傳承百年的堆花工藝，在僑光堂刻下印記
僑光堂內外部，皆佈有水泥製的中式裝飾，外部欄杆隨著歲月侵蝕已斑駁龜裂，但建物內部的雀替仍保存完整。這些雕飾皆由文化部列冊唯一一位堆花技術保存者郭亙富與其父郭德蘭親手製作而成，堆花技術自百年前傳承至郭亙富已是第四代，僑光堂正是紀錄堆花技術在三、四兩代間傳承的代表建築。
僑光堂外部中式圍欄，與內部保存完整之雀替（初聲／劉彥良攝）
僑光堂外部中式圍欄，與內部保存完整之雀替（初聲／劉彥良攝）
僑光堂錐狀牆面（初聲／劉彥良攝）郭亙富於文資會勘中表示，僑光堂的圍欄柱頭及如意雲紋是由郭德蘭手工製模，再交由當時還是學徒的郭亙富灌模而成，可說是出自郭德蘭手中的最後一批建築，之後的堆花技術便交由郭亙富延續。當文資委員問及損壞圍欄修復的可能性與保存價值，郭亙富回應，除了屋頂上已被截斷的欄杆需觀察情況，其他部分皆極為容易修復，若僑光堂無法獲得保留，在堆花技術的歷史上便缺少了一個重要的節點，因此就工藝歷史的發展而言，僑光堂應有其保存的價值。
建築物無法說話，卻靜靜承載一段國共爭權的歷史、建築師力求創新的努力、以及國寶工藝的傳承發展。只可惜這些珍貴的歷史見證，往往在開發考量下面臨拆除的風險。「中華民國美學建築」的保存，正面臨艱鉅的考驗。
用「中華民國美學」打開與歷史對話的通道
「有的時候我們還特別去斟酌要不要把『華僑』改用『僑胞』，然後不要講『中華文化』，盡量用『我國文化』……」搶救鹿鳴堂的成員董立德，向筆者提及對外論述僑光堂文化價值時的顧慮。
文化資產保存時常被認為是阻礙地區進步的絆腳石，每當有人想搶救具文資潛力的建築，便需承受許多質疑。因此，如何論述文化價值的重要性、說服大眾並吸引更多人關注，是每位搶救文化資產的工作者必做的功課。
近年台灣社會對中華民國政權有不少反思，使得這類具有強烈中華民國色彩的文化資產地位略顯尷尬。但保留此類特色的文化資產，並不等同對中華民國政權的全然肯定。「搶救台大鹿鳴堂」雖倡議將僑光堂保留轉型成台灣首座僑務博物館，卻也主張應將白色恐怖時期受難的星馬華僑資料，一併放入博物館內保存。透過不同面向的史料陳列，讓人們能夠以更多元的角度審視中華民國與僑民間的互動關係。
建築作為歷史見證與記憶的載體，具強烈官方色彩的歷史建物，或許在現今許多人眼裡並不討喜，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建物確確實實地承載著台灣在某段時期的政經與人文發展。
建築師陳勤忠於文資審議會上表示，台大校園建築就是台灣建築的發展史，從清代芳蘭大厝到近年的現代建築，涵蓋逾200年的台灣建築軌跡。僑光堂在眾多建築中之所以有其歷史地位，正因它在新舊結合的困難中發展出新的視野，許多享譽國際的建築師都是在這樣的突破與嘗試中留名。當我們審視建築的價值時，更應考量其背後的故事與開創性。
「中華民國美學」的價值，正在於它忠實記錄了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土地上做過哪些事情，也可見證在一個特殊的時代下，受現實拘束的工作者如何找到創新的出口。當人們想要回憶或批判這段歷史，駐留數十年的建築物便是通往過去的重要媒介。
面對具有歷史意義的舊建築，除了「除舊布新」的思維，保留文化場景，反思過往、讓舊場域承載新的意義，或許也是另一條值得思考的方向。（初聲／劉彥良、傅觀／逆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