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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隆棉紙創立於一九六一年，一九七二年在南投埔里設廠造紙。創辦人黃煥霖是新竹北埔人，年輕時為了經濟北上台北打拼，從學徒做起。到了一九六O、一九七〇年代，台灣經濟起飛，黃煥霖在承德路上開了店，在台灣各地騎著機車到處賣紙。賣了一段時間，有了一些經濟基礎。加上當時台灣國內造紙的廠商並不多，不管是國內的民生用紙或是加上日本因經濟復甦開始使用書畫紙，兩邊的需求量都相當高。於是黃煥霖到了埔里與當地的一些小造紙廠合作，在原來日本人的造紙所附近，同個水源的地方建造更大的造紙廠。
對於黃煥霖創辦福隆的核心精神，黃君碩表示他們是非常講究信用的，這樣才能鞏固品質，他說：「我們要保障我們的品質，你看到的，跟我賣給你的，必須是一樣的。所以我們必須很堅持，從原料到出廠，所有的細節都是自己製作。」
甘甜埔里水 製造柔軟吸水性強的宣紙
福隆製作的棉紙和宣紙屬於日本式的製法，而非大陸式。大陸一般用的原料是清檀木皮，而福隆所使用的則是日本較常使用的楮木皮。楮木皮所製造出來的紙較柔且細，相對的清檀木皮所製的紙較脆，性質不同則有不同的市場。
造紙的過程相當繁複，從原料取得、蒸煮、清洗漂白、打漿、撈紙、壓榨脫水、烘乾到最後的裁紙，要造出一張紙，這些程序一樣都不能馬虎。在原料中的樹皮是從樹木的枝幹將樹皮剝下取得。樹皮剝下曬乾後就可以長時間保存，需要時便將樹皮放入水槽浸泡軟化。浸泡後的樹皮放入煮鍋，加入鹼性蘇打成分，經過數小時至一天的蒸煮。經過蒸煮的樹皮放進水槽進行初步浸泡清洗，樹皮纖維以外的物質再加以挑選並清洗乾淨。白色的紙在製作前會加入適當的漂白劑如次氯酸鈉進行漂白。
打漿的目的是將樹皮的纖維解纖，經打漿機解纖，得到所需的纖維長度，並將纖維羽毛化，纖維的交織更完整就可得到較好的拉力和強度。撈紙是手工紙特有的抄紙方式。紙漿溶解於水中加入懸浮劑攪拌均勻。在檜木木框的紙篩中端起抄紙簾放入紙漿槽中，以擺浪式前後左右搖擺撈起，使紙張的厚度一樣。依搖盪的紙漿濃度及時間而得到所需要的紙張厚度，放上尼龍線後再一張一張疊起。壓榨脫水是將撈好的紙，經油壓機加壓排出水分。脫水完成的紙以木棍取下放到乾燥鐵板上用松針刷子將紙張平整的貼合於乾燥鐵板上烘乾。最後的裁紙則是依照所需大小才好然後包裝出品。
水是把所有原料結合起來最重要的元素，相同的原料只要使用不同的水製造就有可能產出不同的紙，福隆使用的水是南投縣埔里的天然地下水，與埔里有名的紹興酒使用的是同個水源，能製造出如此細軟的紙，就是因為埔里的天然水是屬於軟水，軟水因為雜質與礦物質較少，相對的硬水雜質、礦物質多，製作出的紙較粗較硬較脆。
對於軟水與硬水製作出來的紙的差別，黃君碩表示這必須要是平時有在寫字的人才會有較明確的感覺。但是簡單來說，從觸感到紙與毛筆摩擦的感覺都有差，筆墨滲進去的呈現度也會因為有雜質而不夠漂亮。他說：「因為水裡面有很多不同的礦物質，比較粗比較硬的話，那造出來的紙，連味道、寫字出來的層次都不一樣。」
埔里造紙所 開啟台灣造紙發展
根據南投縣埔里鎮公所的媚麗埔里網站資料顯示，台灣的造紙業最早可回溯到一九三五年的日治時代，當時埔里憑著好山好水得天獨厚的環境被日本人相中，於是開始設廠造紙，也就是「埔里造紙所」的由來。而在台灣設廠的原因是因為日本是個非常注重文化發展的國家，當日本與紙的最大產地中國發動戰爭之後，造成許多貨品斷源，他們只好轉而開拓新的產地，在台灣設廠自己造紙。
二戰結束，戰敗的日本開始出現民生用品供不應求的狀態，紙張也開始出現大量生產的必要性，埔里的造紙業到了這個時候才慢慢由公營轉為民營。
台灣造紙業主要的發展期是光復初期，產品以手工紙為主。除了內部本身需求之外，大部分都是外銷日本。到了一九七六年由於日本經濟復甦，文化活動興起，書畫用紙的需求量也開始提高。這個時候，造紙廠就如雨後春筍般開始廣設，埔里的造紙業可說是欣欣向榮。
隨著國際間環保意識的抬頭，近幾年開始，埔里的造紙業開始面臨危機。為了減少排碳量，每砍一棵樹就必須再種一棵回去，國際間也開始出現「少紙化」的聲浪，加上科技的發展，導致造紙業市場萎縮，原料取得不易。
除了環保問題，還有勞工意識抬頭，工資上漲、人力不足等問題都間接提高造紙廠的營運成本，使得許多造紙廠在近年紛紛倒閉。埔里的造紙業陷入低潮。
文化的使命感 面對困境堅守初衷
埔里造紙業所面對的困境，福隆造紙廠當然也遇到了。一包五、六十元工廠大量生產的宣紙與福隆一包兩百四十元的手工宣紙比，福隆很難靠價格取勝。由於中國大陸的工廠大，工人多，有能力大量生產，成本就能夠被壓下來。相反的福隆棉紙工廠相對小，工人數也少，產量不大加上近年遇到的種種困難導致他們無法把價格壓更低。原料取得困難、工資上漲、年輕人不願來上班以及汙水處理等等的費用，福隆的克服方式並不是像一些紙廠開始轉賣別的品項，或是轉型成觀光景點，而是選擇用心將自己的產品做到最好，做出口碑。黃君碩表示：「我們就把一樣的東西做好來，做足、做夠，做得好人家自然會看到。」
福隆雖自己設廠造紙，但是在一二十年前曾進口過大陸的紙過來賣。他們發現，拿到的樣本與進口過來的實品不知為何品質差了非常的多。業務主任黃維敏表示，不能直接說大陸的紙就是不好，她說：「大陸的紙好的可以很好，爛的可以很爛，比較沒有介於中間的。」對於講究品質的黃煥霖來說這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們便放棄進口大陸紙，專心經營造紙廠。
福隆面對困境，選擇將品質做好，製造白色的宣紙。讓購買的客戶相信自己花的錢是值得的。黃君碩表示，他們不需要去跟別人比，只要將品質做好，他們會有自己的市場，她說：「我們有我們的堅持。我們不會用不好的原料，或者是隨便就把一張紙做出來。」
對於台灣的造紙業，黃君碩表示希望政府能更重視造紙這項文化財，如此一來台灣的造紙業才能永續經營。他說：「說實話這樣的工作我們沒辦法賺太多的錢，也餓不死，就是一份文化的使命，我們把這個只好做好來傳承下去。」
面對造紙業環境蕭條，福隆棉紙廠堅守文化的傳承，努力堅持製造最好的手工紙。（初聲_劉思岑）紙的品質好 寫得好就是一份作品
福隆就如同埔里的其他造紙廠一樣，從過往到現在大部分是外銷日本韓國，為甚麼會以外銷為主，黃君碩說：「因為日本的國民所得是我們三倍，他們覺得這個價格非常合理，台灣人則會覺得我只是練習，可以不要用那麼好的紙。」到了二O一一年，一位在總統府代筆的書法老師認為總統府的用的紙的品質不夠好，於是找到福隆棉紙廠，將他們的紙帶到總統府，並受到好評。之後的八九年，福隆每年都會去參加投標，在以往外銷為主的情況，增加了福隆對內銷售的比率。不過到今年為止，由於社會的接受度不高，福隆這種手工紙廠仍是以外銷為主。業務主任黃維敏說：「比重大概八十二十，八十還是外銷。」
對於在練習書法時願不願意購買較昂貴，品質較好的宣紙，書法愛好者詹均為表示平常練習時都是使用便宜的手工宣紙，只有在寫正式作品時會比較講究。對此，黃君碩認為這是台灣人普遍的，卻是本末倒置的想法。她說：「寫得好就是作品了，希望台灣的消費者從練習的時候就是用好紙，寫的好的那張就是作品，不用再有這種分別，如果大家都能接受這個觀念的話，我想他們也比較能接受用好紙的觀念。」業務主任黃維敏也說到：「其實書法是一個很美的東西，我們幾乎都用手機、電腦， 手寫的感覺越來越薄弱了，我們希望大家能夠拿起毛筆來，每個人去屬於自己的一個空間、時間， 然後去做一點書寫的動作，找回自己那種內心的心靈糧食，你會覺得那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採訪側記
我們平常都不是有在寫字的人，這次採訪是我們第一次深入了解台灣的手工宣紙的歷史文化價值及困境。在訪談的過程中我們都學到了很多台灣造紙業的歷史。對於受訪者所說，不用去分用爛紙來練習，一開始就用好的紙，寫的好就可以是作品，這句話讓我們很意外也覺得很有道理。過程中我們也摸了福隆生產的紙，真的令人驚訝的好摸。甚至比一些面紙還要柔軟，大開眼界。希望台灣的造紙業有一天能再次繁榮，不要讓手工紙這項傳統文化消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