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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中國研究院(SOAS China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院長Steve Tsang指出,習近平並不是想在「美國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中超越美國,他的長期目標,是將世界秩序轉變為「以中國為中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中國與南方國家(Global South)的接觸有其意義,因為它們的數量比西方民主國家還多,而且大多是由獨裁政權治理。
然而,這次峰會舉行之際,也適逢中國經濟挑戰四起,房地產接連暴雷、地方債務不斷增加、通貨緊縮壓力日益惡化、中國青年失業率屢創新高,情況是如此糟糕,以至於中國政府暫停發布所有數據。
華府智庫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中國項目主任孫雲(Yun Sun,音譯)認為,經濟陷入困境,多少將掣肘習近平的外交魅力,因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提供援助、金融和合作協議都是「常態性」的,但現在考慮到中國經濟的狀況,北京不再有足夠的能力做到這些,相當於經濟困境限制了習近平繼續扮演大國領導人的能力。
此外,北京還面臨國內民眾,對政府在海外大撒幣的質疑,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有很多反對一帶一路等倡議的聲音,許多中國人都在問,為什麼要在海外投資這麼多錢,而中國國內問題卻這麼多。
不過,即使北京放緩對其他國家的援助,仍不忘加強對非洲的政治和軍事參與、建立更多孔子學院,以及在中國軍事院校培訓更多非洲軍官等等,這些都是有影響力但成本又低的活動,中國想藉此表明,就算減少了對重大基礎設施的投資,它仍然關心非洲、關心發展中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