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英雄/莊苹專訪 從藝文世家跨進愛滋護理20年(上)

莊苹出身藝文世家,父親莊靈是攝影師、母親陳夏生是中國結藝術家,祖父莊嚴是知名書畫家、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出身藝文世家,莊苹選擇從醫、一頭栽進愛滋病的世界。(圖/記者陳明安攝)
莊苹出身藝文世家,父親莊靈是攝影師、母親陳夏生是中國結藝術家,祖父莊嚴是知名書畫家、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出身藝文世家,莊苹選擇從醫、一頭栽進愛滋病的世界。(圖/記者陳明安攝)

記者許維寧 / 台北報導

80年代台灣出現第零號愛滋病患,當年愛滋被稱為世紀黑死病,當年時任衛生署長張博雅稱,若因不當性行為感染愛滋,是「活得難看,死得難堪。」直至2003年,政治人物仍稱愛滋病是天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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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愛滋病有一定機率是透過肛交傳染,1982年紐約時報甚至將愛滋病誤植為同性戀相關免疫缺乏症後群(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讓愛滋等同於「同志癌症」、「同志瘟疫」等污名不脛而走。

毒品、愛滋、同志三者成為既定標籤、相互連結,三十年來情況依舊,同志爭取權益的歷史,也幾乎和去愛滋污名息息相關,台灣愛滋病護理學學會理事長、昆明防治中心公衛護理組主任莊苹投入愛滋病防治與護理逾20年,愛滋感染者小B表示,「在她面前我可以哭泣、可以釋放情緒,能跟她擁抱,那是我覺得比較親密的感覺。」

感染者眼中的「同志教母」出身並不平凡,莊苹出身藝文世家,父親莊靈是攝影師、母親陳夏生是中國結藝術家,祖父莊嚴是知名書畫家、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谿山行旅圖、散氏盤都是莊嚴當年從中國大陸帶來的館藏,汪中、孔德成則是家中坐上賓。

童年跟唐詩和書畫為伍,莊苹說,父親心中一直有個掛記,覺得家中四個子女沒人從醫,高中時便打定主意考國防醫學院,之後考取護理系,畢業後至相關院區服務。

莊苹回憶,當年進入大學時愛滋病還沒到台灣,整個學習過程中不知愛滋為何物,六年後考上國防醫學院研究所,在研究所同學的建議下開始接觸愛滋病議題,民國82年,社會開始聽聞愛滋病,但離大眾仍非常遙遠。

莊苹表示,同志圈充斥形形色色的人,跟異性戀社群其實大同小異。(圖/記者陳明安攝) 莊苹表示,同志圈充斥形形色色的人,跟異性戀社群其實大同小異。(圖/記者陳明安攝)

那個年代研究愛滋病要先找到感染者,感染者又多是男同志,當年同運先鋒祁家威在台北火車站前發保險套,社會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莊苹找上祁家威,祁家威則帶她認識第一位曝光的同志愛滋感染者小林,她從日常生活圈抽離,一頭栽進愛滋感染者的世界,造訪同志舞廳、到感染者家中作客。

「我是想做不知道的事,那時候社會對愛滋不了解,大家都不知道,我能了解是最好的。」莊苹師從涂醒哲,每當涂醒哲有門診時便在外頭幫忙,她回憶,那年聖誕節她製作一張張聖誕卡片,待感染者上門求診時一一發送,當作會談邀請。

在莊苹眼中,感染者各有各的故事,有男同志感染者是外交官「官夫人」,舉手投足優雅、言談國際化,也有感染者流連新公園、一天和三個人發生性關係,當年莊苹設計問卷一份調查問卷,其中性伴侶調查一欄選項最多為「二十個以上」,「他看到問卷只跟我說,妳這什麼爛問卷,我的性伴侶早都上千個了。」

不論觥籌交錯的官場還是隱密的新公園角落,同志圈的真相是充斥形形色色的人,「我的老師只問我,有沒有發現這些事跟異性戀有什麼差別,我講的每件事在異性戀關係中都存在。」如同異性戀中有純情的婦女,也有花天酒地的男人,「我覺得每件事都很新鮮,但反過來,其實同性戀跟異性戀沒有差別。」

外界對於愛滋病患的恐懼多源自於未知,當年投身防治莫非一點都不怕?莊苹表示,當年碩士班考試時,涂醒哲問她為什麼不怕?她回答,愛滋是靠血液跟體液傳染,如果不發生這些事為什麼要怕?「我住在外雙溪、蚊子滿天,我還比較怕登革熱。」

但90年代的社會帶著對愛滋恐懼,只要找到附著空間謠言就會趁虛而入,當年鄧麗君因氣喘在泰國猝逝謠言甚囂塵上,外傳鄧麗君死於家暴,也有人說她因愛滋病逝,即時這些謠言最後都被證實是誤傳,但已造成一定傷害。

莊苹回憶,那年社會都在猜測鄧麗君的死因,涂醒哲要求她寫一篇鄧麗君死於愛滋的新聞稿。涂醒哲從樣貌、外觀上提出質疑,表示歌手氣喘該如何唱歌,莊苹寫完新聞稿在班上傳閱,同學質問她怎麼可以做這種事。莊苹打電話給涂醒哲,在班上連同學都擺不平,實在沒勇氣發出新聞稿,「但他告訴我,要我在意的不是死於愛滋,而是這樣一個歌手,即便死於愛滋又如何,她還是那個鄧麗君、無損形象。」

外界對於愛滋病患的恐懼多源自於未知,當年投身防治莫非一點都不怕?莊苹表示,家住在外雙溪、蚊子滿天,還比較怕登革熱。(圖/記者陳明安攝) 外界對於愛滋病患的恐懼多源自於未知,當年投身防治莫非一點都不怕?莊苹表示,家住在外雙溪、蚊子滿天,還比較怕登革熱。(圖/記者陳明安攝)

當年社會眼中愛滋是世紀黑死病,家人尊重她專業,但一起學習的同學反應更為激烈,「同學問我,為什麼不是叫愛滋感染者出來請社會接納他們,反而是我自己一頭鑽進去,我說,現在的環境就是出來一個死一個、出來一對死一雙,誰敢出來承認。」

獲得碩士學位後,莊苹差四年便能以上校身份退伍,她年薪近百萬、下半輩子可以過的輕鬆寫意,卻選擇毛遂自薦進入性病防治所工作,用高薪生活換取關懷感染者的契機。

十年過去,她沒有悔悟、初心未變,走過將愛滋、同志視為洪水猛獸的90年代,如今同志伴侶都能持身分證合法登記結婚,但莊苹說,社會在觀念上不見得如法理面一般突飛猛進,真正的戰役可能還沒開打。

「我做了愛滋防治二十年,外界都說男同志感染風險高,但衛生單位想了解為什麼男同志會成為高風險族群。」先了解起因才能落實防治,社會對男同志卻往往無好評價、得愛滋就是性生活混亂,一竿子先打翻一船人,但莊苹想問:「為什麼會亂?」用實事求是的精神便是一件一件事下去細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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