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台式寫實 說想說的故事
張作驥畢業於文化大學戲劇系影視組，27歲入行，先任職攝影助理，爾後擔任虞戡平導演之助理，之後輾轉進入西門町漢口街的侯孝賢電影社，工作近十年，師事侯孝賢、虞戡平等國際級大導演，累積了扎實的拍片經驗。自承過去話少、不喜多解釋的張作驥，也從靠著寫故事參加比賽維生，逐漸成為講故事的人，最終在35歲那年交出首部劇情長片《忠仔》，從此走上拍電影、講故事的無盡荊棘路。
張作驥的所有電影都是自編自導，一路走來始終堅持說想說的故事，貼身刻劃底層小人物的家庭與日常，拍出真實無欺的生活氣味。1996年上映的《忠仔》，以獨特的影像風格與寫實的敘事，刻寫傳統八家將的家庭與人際，拿下亞太影展、釜山影展的評審團獎，此後，張作驥就成了國內外影展的得獎常客，1999年《黑暗之光》獲得東京影展最高榮譽「東京櫻花大獎」，2002年《美麗時光》獲得金馬獎獲得最佳劇情片，2010年《當愛來的時候》更橫掃金馬獎14項大獎提名，與《香港有個荷里活》並列為金馬獎提名最多的劇情片。
▲工作室的一整面牆上，擺滿了張作驥得過的電影獎。（圖／張作驥電影工作室有限公司提供）然而，2013年完成電影《暑假作業》後，一則石破天驚的社會新聞震撼整個電影圈，也打亂張作驥的人生，輿論漫天、官司紛飛之際，他不發一言，專心投入拍攝《醉．生夢死》。這是一身粗礪男子氣概的張作驥，首次處理同志議題，交織著他擅長描繪的愛情、親情、友情，絕美的敘事影像與豐富的劇情張力，被公認是他最大膽恣意的作品，上映後撩起社會廣泛討論與思辨，並先後獲得2015年第65屆柏林影展「勝利柱獎」、台北電影獎百萬首獎等6項大獎、及金馬獎最佳女配角、新演員、最佳原創音樂、最佳剪輯等4項大獎的肯定，那年金馬獎的勁敵，是獲得5項大獎的《刺客聶隱娘》。
君不見 高堂明鏡悲白髮
《醉．生夢死》之後，張作驥不得不徹底神隱。儘管如此，他仍持續從不自由的生活中擷取創作靈感，甚至説服台北監獄讓他領著一群不懂演戲、更不懂燈光攝影的囚犯們，拍出了38分鐘短片《鹹水雞的滋味》，然後竟然還成了2017台北電影節「最佳短片獎」得主。
同年，張作驥出獄，帶著已經完成的《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劇本，劇情依舊取材自個人生活經驗，描寫罹患阿茲海默症的阿公和他各有盤算的家人，以及阿公追尋真愛的故事。獲得2017金馬創投會議「臺北文創劇作獎」肯定，更在文化部1500萬國片輔導金的支持下準備開拍。
就在緊鑼密鼓籌備的時候，張作驥最掛心的母親開始出現失智症狀，他二話不說將老人家接到身邊24小時貼身照護，把屎把尿完全不假手他人，「母親還清醒的時候曾跟我說，不要把我送去醫院。」
▲張作驥第9號作品《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預定2019年上映。（圖／張作驥電影工作室有限公司提供）對張作驥而言，親自照顧生病的母親是為人子天經地義、無可推諉的責任，這樣的觀念，也反映在他在電影中，形形色色的主角們無論生活多苦、日子多紊亂，家庭關係總是緊密無法切割的一環。然而隨著病情惡化，張作驥目睹母親的崩解，感到非常震撼，「我一直以為自己很了解我媽，但她生病後，我卻發現自己並未真正認識她。」
有一次，張作驥在母親面前將手抬起，沒想到張媽媽竟然雙手護頭，一面嚷著「不是我拿的，不要打我」，事後他旁敲側擊，才弄清母親少女時期，曾被哥哥家暴的經歷；又有一次，母親聽到樓下公車的喇叭聲，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打包行囊、抓起床單棉被作勢跳出窗外，被張作驥急忙攔下的時候，1949年跟著丈夫從海南島逃難來台灣的張媽媽，嘴裡仍緊張的嘟囔著：「快點、快點，船要開了…」。
殘酷的是，母親從現實的時間中抽離越遠，這些張作驥無從知曉的往事就越鮮明，最終吞噬掉所有當下記憶、語言能力、空間感、和尊嚴。2018年5月，張作驥的母親在睡夢中走了，那天也是張爸爸的忌日，「媽媽選擇和爸爸同一天走，可能是擔心我這個又笨又懶的兒子，會忘記父母親的祭日吧。」張作驥這樣認為。
在張作驥的文字、電影中，母親一直佔有重要的位置，辦完後事，他就將工作桌搬到母親離世的房間裡，每天在書寫、發呆、和呼吸之間思念著。喪母兩個月後，他重啟延宕多時的拍片計畫，籌備1年、卻只用了3個月拍攝的《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終於要在今年（2019）上映。
從一個畫面構思一部電影
不同於一般導演洋洋灑灑的長篇大論或故事靈感，張作驥拍電影通常只是為了讓出現在眼前一個特定畫面被完美呈現。記性極佳的他，興致勃勃地為我們細數催生出每部作品的「畫面」：某一年他在路邊看人「起乩」，暗忖著八家將若看到抗議群眾用自虐方式引人關注，不知作何感想？為了這個念頭，他寫出1號作品《忠仔》。
《忠仔》上片後，張作驥曾短暫中風，經朋友介紹找一位復健師傅，這位盲人師傅每好幾次因為看電影而誤了約定時間，一開始，他心裡狐疑：「盲人怎麼看電影？」還被師傅教訓了一頓。有一天，張作驥跟師傅說：「我拍部電影給你吧！」然後就有了2號作品《黑暗之光》。首映那天，他依約辦了電影唯一的首映場，邀請近百位盲人參與，而吳念真導演擔任辯士（解說員），一位位盲友就這樣手搭手魚貫入場，和導演一起在黑暗中「看」了這部美麗的電影。
5號作品《爸，你好嗎？》則源自張爸爸某次看兒子的電影片段時，突然感嘆說：「怎麼我都聽不懂啊！」原來祖籍廣東的張爸爸，完全不懂電影裡大量出現的台語對白，那個當下，張作驥決定拍一部爸爸聽得懂的電影，拍一部關於爸爸的故事。
平時，張作驥除非必要甚少出門。某年他去香港參加影展，在海產店吃飯時看到酒促小姐，感到非常新奇；後來，他才知道台灣早就有這種職業，專程觀摩幾次後，就寫出了6號作品《當愛來的時候》。
▲張作驥的每一部電影，都是從一個畫面開始構思的。（圖／張作驥電影工作室有限公司提供）在這個社會上 我不孤獨
從業數十年來，張作驥電影工作室總有各式各樣的員工與實習生來來去去，多半是充滿故事的新銳導演與編劇，他把這些同事當成「家人」，這些「家人」也成了他最強後盾；入獄2年，都是「家人」主動輪班幫忙照顧高齡的張媽媽；張媽媽生病不肯吃藥，也是「家人」扮演醫生或護士哄騙得逞；就連張作驥想在頂樓養魚，也抓著「家人」幫忙，硬是在陽台砌出一座魚池。因為這些「家人」，身為獨子的張作驥頭一次感到，「在這個社會上，原來我並不孤獨」。
張作驥從不鼓勵有電影夢的年輕人報考相關科系，「唸電影的...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學技術！」他直言，緊湊的生活會讓人失去觀察的能力，年輕人寫不出令人感動的東西，多半也是因為太注重情節鋪陳，看不到細節的緣故。生活的觀察是課堂上沒有辦法學到的！因此，他時常提醒年輕人，拍電影前要先學會感受，從生活中發現帶來感動、矛盾、憤怒、喜悅等等的各種細節。
至於年輕創作者最困擾的資金問題，張作驥直言，他跟過七、八億的大製作、也跟過三百萬的小劇組，開拍第一天，兩個製片第一句話都是：「歹勢，我們這次預算很緊。」錢永遠不夠，但電影的成敗是結果論，跟投入資金多寡未必有直接關係，「想說什麼故事，克服萬難拍出來就對了，太多的藉口是沒有用的。」張作驥始終認為「一個感動人的電影...是跟預算沒有關係的！」
【本文經《臺北文創—名家觀點》授權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