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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台灣投票門檻的混亂，凃峻清說明，一方面是責任能力與行為能力的空窗期問題，造成一段時間是「有責任而無能力」的狀態，另一部分則是過去在設定比較高的「成年」門檻，仍然是過去在管理主義或威權主義下，認為青少年的年齡不成熟，較晚才能有自主思考判斷的思維脈絡下維持的制度，社會需要理解學生對於社會議題、公共事務或自我責任的判斷與掌握，但他也強調，選舉只是政治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如果只看見投票年齡下修對選情的改變，恐怕會失去更多社會形象的意義。
因為除了被限制參與投票，在生活中的許多情境，也反覆的提醒18到20歲的青年許多權利受到限制，在需要負起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的前提下，猶如「次等公民」，凃峻清也分享自己的親身經歷，「有一次因為抽宿舍，要申請戶籍謄本，因為未滿20歲需要父母委託書或父母親自申請，可以看到在國家體制上，許多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每天辦信用卡、申請戶籍謄本等生活情境下，都會時常被提醒，你不具有完整的公民決策與為自己做決定的能力。」
凃峻清指出，大部分的人18歲上大學，面臨到生涯的轉換歷程，在社會上也具有「通過儀式」的意義，年齡雖然是一個恣意的標準，但大學是很多人邁向自主決定的時間點，18歲的門檻還是有可以參照的依據，參與公共事務與自主決定的能力，需要制度的協助與支持，才能夠訓練人民參與公民社會，「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需要持續培養，不是從幾歲開始的問題，但是制度是有助於培養公共參與的習慣、能力。」。
對於投票門檻的下修會對未來台灣社會造成什麼樣的改變，凃峻清說，18到20歲的青年擁有很高的投票意願，也是增加青年對意見表達的可能性，「要說會造成立刻或實際的改變很困難，18歲到20歲的人口只有57.7萬，沒有相當多，但其實這群人是未來即將影響社會的群體，對政治社群的意義遠高於選票計算出的結果，而是納入政治社群後，一起決定未來的生活樣態或是國家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