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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反對憲改者最常掛在嘴邊的論調，無非是「頻繁修憲，會傷害憲法的權威性」，以及「過去修了七次，大家還是不滿意，所以憲改沒用」。
然而，真正的問題是幾次修憲，針對這部憲法最核心的四大病灶，不是刻意閃避，就是越修越糟，造成「憲法內容」與「現實政治」脫節，使得「違憲」成為政治日常，進而傷害了憲法的權威性。
換句話說，這四大病灶，才是造成「台灣人對憲法普遍不滿，同時憲改工程卻難以啟動」這種巨大矛盾的根本原因。
第一病灶，是「脫離現實的國家定位」。相信多數台灣人都會同意，我們的國家組成，是生活在台澎金馬的2300萬人。但我國憲法裡頭的「固有疆域」，卻不切實際地涵蓋了中國及蒙古全境，還包括目前隸屬於俄羅斯、哈薩克、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緬甸等國的部分領土。
為了保有這個虛幻的大中華民國，我們的憲法錯亂地將中國和港澳視為「我國國民」，並荒謬地保有蒙藏委員會、台灣及福建省政府。這些不僅讓台灣的相關法制備受困擾，更讓台灣人被「憲法同屬一個中國」這種說法白白吃豆腐了好久。
第二病灶，是「有權無責的混亂制衡」。台灣人對「廢除監察考試兩院」的高度共識自不待言，「立法無法實質監督」及「總統有權無責」更是長期為人詬病。
立法院由於缺乏各國普遍設計的聽證或調查權，即便在質詢台上痛罵官員，對於行政權的擺爛說謊仍舊一籌莫展。
更糟糕的是「總統有權無責」，除了造就了一大批「免洗閣揆」，歷任民選總統全都兼任黨主席「黨政一把抓」，更造成令人詬病的「黨政不分」、「行政院部會首長要去執政黨中常會報告」等亂象。
第三病灶，是「偏向大黨的國會選制」。第七次修憲後，立法院席次不僅減半為 113 席，更採行「並立制單一選區兩票制」，結果三次國會大選下來，票票不等值、選票浪費、得票及席次比例落差大等問題一一浮現。
特別是「贏者全拿」的單一選區制，讓新興小黨難以在區域席次與大黨抗衡，造成三次大選下來，兩大黨以外的第三黨皆難以超過5%以上的席次，遠低於 2001 年的 20% 和 2004 年的 15％ ，就是最明顯的證據。
第四病灶，是「觀念過時的人權保障」。我國憲法的人權保障僅涵蓋了第一代基本人權，至於各國早已享有的第二代社會權及第三代集體權，基本是缺席的。然而，這些內容在七次修憲中都被徹底忽略。
於是，台灣民主化三十多年後，不僅原住民仍在爭取應有的集體權，我們的青年公民權更遠遠落後，成為世界上極少數年滿20歲才能投票的民主國家。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憲法在經歷七次修憲後，不僅依舊與台灣實際的政治發展脫節，「拒絕進步」的特性更獲得了強化，造成憲改工程遲遲無法開啟。
例如，前述第二及第三病灶的合併效果是，大黨都用憲改來回應人民對憲法的不滿，實際卻是「在野時喊修憲，執政時不行動」。馬英九 2012 年在任時說不應修憲， 2019 年卻高喊把行政院併入總統府；蔡英文 2016 年大選時將憲改列為「五大政治革新」之一，眼看著 2020 大選又將到來，憲改進度卻是零。
大家都知道第七次修憲設下了超高的修憲門檻，成為大黨擱置憲改的完美藉口。如果大家都同意憲改的重要性，要打破這種「拒絕進步」和「拒絕解決憲政問題」，如果無法依靠大黨，我們該怎麼做？
首先，從公民社會、從學界、從媒體平台開始展開討論，就是讓憲改成為重要政治議題的第一步，才有可能督促大黨及總統候選人實質參與並承諾共同推動憲改。
其次，挑選最有共識的議題，儘速開啟憲改機制，例如，各黨及社會各界對 18 歲投票權有相當共識，不妨就從這裡展開修憲工作，同時持續對於意見較分歧的議題，如國家定位、制度選擇及選制改革，進行更多的對話。如此一來，不僅能開啟凝聚共識的可能，更重要的是維持議題熱度。
最後，憲改的討論，不該只是政黨利益的計算，而是從「我們要一個怎樣的國家」來思考幾個關鍵議題：
我們希望民主是多元參與的，還是大黨壟斷的？
我們希望國家是自主的，還是跟中國糾纏不清的？
我們希望成為更保障人權的國家，還是準備成為世界僅存「20歲才能投票」的國家。
從共識的地方展開工程，在缺乏共識的地方展開對話，一起思考大家的共同未來，憲改才有出路，台灣民主的關鍵議題才有解答。
▲本文作者為時代力量智庫執行長李兆立（圖／李兆立執行長提供）●作者：李兆立／時代力量智庫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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