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和蔡英文
▲台灣兩大黨都用憲改來回應人民對憲法的不滿,實際卻是「在野時喊修憲,執政時不行動」。(資料照/美聯社/達志影像)

「你對我國的憲法滿意嗎?」相信多數台灣人心中的答案,是否定的。

更大的問題是,當這部「國家根本大法」受到多數人的長期不滿,為何大家期待的憲改工程,卻這樣被整整擱置了15年?

一直以來,反對憲改者最常掛在嘴邊的論調,無非是「頻繁修憲,會傷害憲法的權威性」,以及「過去修了七次,大家還是不滿意,所以憲改沒用」。

然而,真正的問題是幾次修憲,針對這部憲法最核心的四大病灶,不是刻意閃避,就是越修越糟,造成「憲法內容」與「現實政治」脫節,使得「違憲」成為政治日常,進而傷害了憲法的權威性。

換句話說,這四大病灶,才是造成「台灣人對憲法普遍不滿,同時憲改工程卻難以啟動」這種巨大矛盾的根本原因。

第一病灶,是「脫離現實的國家定位」。相信多數台灣人都會同意,我們的國家組成,是生活在台澎金馬的2300萬人。但我國憲法裡頭的「固有疆域」,卻不切實際地涵蓋了中國及蒙古全境,還包括目前隸屬於俄羅斯、哈薩克、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緬甸等國的部分領土。

為了保有這個虛幻的大中華民國,我們的憲法錯亂地將中國和港澳視為「我國國民」,並荒謬地保有蒙藏委員會、台灣及福建省政府。這些不僅讓台灣的相關法制備受困擾,更讓台灣人被「憲法同屬一個中國」這種說法白白吃豆腐了好久。

第二病灶,是「有權無責的混亂制衡」。台灣人對「廢除監察考試兩院」的高度共識自不待言,「立法無法實質監督」及「總統有權無責」更是長期為人詬病。

立法院由於缺乏各國普遍設計的聽證或調查權,即便在質詢台上痛罵官員,對於行政權的擺爛說謊仍舊一籌莫展。

更糟糕的是「總統有權無責」,除了造就了一大批「免洗閣揆」,歷任民選總統全都兼任黨主席「黨政一把抓」,更造成令人詬病的「黨政不分」、「行政院部會首長要去執政黨中常會報告」等亂象。

第三病灶,是「偏向大黨的國會選制」。第七次修憲後,立法院席次不僅減半為 113 席,更採行「並立制單一選區兩票制」,結果三次國會大選下來,票票不等值、選票浪費、得票及席次比例落差大等問題一一浮現。

特別是「贏者全拿」的單一選區制,讓新興小黨難以在區域席次與大黨抗衡,造成三次大選下來,兩大黨以外的第三黨皆難以超過5%以上的席次,遠低於 2001 年的 20% 和 2004 年的 15% ,就是最明顯的證據。

第四病灶,是「觀念過時的人權保障」。我國憲法的人權保障僅涵蓋了第一代基本人權,至於各國早已享有的第二代社會權及第三代集體權,基本是缺席的。然而,這些內容在七次修憲中都被徹底忽略。

於是,台灣民主化三十多年後,不僅原住民仍在爭取應有的集體權,我們的青年公民權更遠遠落後,成為世界上極少數年滿20歲才能投票的民主國家。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憲法在經歷七次修憲後,不僅依舊與台灣實際的政治發展脫節,「拒絕進步」的特性更獲得了強化,造成憲改工程遲遲無法開啟。

例如,前述第二及第三病灶的合併效果是,大黨都用憲改來回應人民對憲法的不滿,實際卻是「在野時喊修憲,執政時不行動」。馬英九 2012 年在任時說不應修憲, 2019 年卻高喊把行政院併入總統府;蔡英文 2016 年大選時將憲改列為「五大政治革新」之一,眼看著 2020 大選又將到來,憲改進度卻是零。

大家都知道第七次修憲設下了超高的修憲門檻,成為大黨擱置憲改的完美藉口。如果大家都同意憲改的重要性,要打破這種「拒絕進步」和「拒絕解決憲政問題」,如果無法依靠大黨,我們該怎麼做?

首先,從公民社會、從學界、從媒體平台開始展開討論,就是讓憲改成為重要政治議題的第一步,才有可能督促大黨及總統候選人實質參與並承諾共同推動憲改。

其次,挑選最有共識的議題,儘速開啟憲改機制,例如,各黨及社會各界對 18 歲投票權有相當共識,不妨就從這裡展開修憲工作,同時持續對於意見較分歧的議題,如國家定位、制度選擇及選制改革,進行更多的對話。如此一來,不僅能開啟凝聚共識的可能,更重要的是維持議題熱度。

最後,憲改的討論,不該只是政黨利益的計算,而是從「我們要一個怎樣的國家」來思考幾個關鍵議題:

我們希望民主是多元參與的,還是大黨壟斷的?

我們希望國家是自主的,還是跟中國糾纏不清的?

我們希望成為更保障人權的國家,還是準備成為世界僅存「20歲才能投票」的國家。

從共識的地方展開工程,在缺乏共識的地方展開對話,一起思考大家的共同未來,憲改才有出路,台灣民主的關鍵議題才有解答。

▲本文作者為時代力量智庫執行長李兆立(圖/李兆立執行長提供)

●作者:李兆立/時代力量智庫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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