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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名台商亦無百分百盡到自身責任，例如她是否應該在武漢搭機前即主動通報（而非抵達桃園機場才通報），以及她在機上不該因用餐而拿下口罩。如果經濟上允許，更完善的做法應該是搭乘醫療緊急後送專機返台接受治療。不過動輒兩百多萬的專機費用，卻非人人可以負擔。再退一萬步想，如果輿論對此名當事台商百般追殺，會不會產生日後其他患者隱瞞病情入境台灣的反效果，反而產生更高的社會成本？
我們都可以捫心自問，如果這事情發生在自己或親人身上，會不會希望返台就醫？中國的醫療技術以及政府在過去隱匿疫情的長期不良紀錄，的確讓人無法安心在中國就診。如果真的在武漢機場就主動通報，會不會因此無法搭機返台呢？這真是兩難。
除了道德難題外，我認為更值得討論的是，兩岸在國家治理（national governance）的差異越來越大，似乎也讓台灣的本土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越來越清晰。影響台灣的國家認同在過去有歷史、文化及經濟的面向，在2020年因為武漢肺炎的爆發，讓「國家治理」的面向被凸顯出來。
如果將武漢肺炎與2002年到2003年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相較，更能看出台灣的本土認同越來越強。2000年初期的中國經濟逐漸走向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峰，當時無論是台商或台幹，可說是一批批地蜂擁至中國找尋機會。為了致富，或說是為了經濟上的誘因，對中國在國家治理上的制度化缺陷，台灣人相較是比較願意接受的。
但從兩千年迄今，二十年來中國的經商投資環境已經大不如前，特別是對於台商而言，投資利基越來越小，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土地及勞動成本與兩千年前後完全無法相比，且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已經從過往的兩位數跌到目前的「保6」。簡言之，如果說白話一點，能賺到錢的台商越來越少。在這樣的經濟結構環境底下，台灣人面對中國這個強大的鄰居，感受到的好處越來越少。許多人在心中問的是，如果台灣無法從中國的經濟起飛獲得過往那般的好處，那我們應該與中國維持何種程度的互動，才能保護台灣自己？
如上所述，這名感染台商身為中華民國國民，返台就醫是她的權利。這是台灣作為一個「國家」對它的公民應行使的保護義務。而讓許多網民氣憤不平的是，中國不是我們的國家，沒有辦法保護它的公民，如果你選擇到對岸賺錢，那就應該自行負擔健康風險，不能夠既是當台商賺錢（當然這多少是刻板印象），同時又將醫療成本移轉到原本的母國（台灣）。
台灣人對中國在國家治理能力上的缺乏信心，在這次的武漢肺炎事件完全暴露出來，而恰巧這起公共衛生事件，又發生在2019年下半年開始延燒大半年且迄今尚未解決的香港反送中抗爭之後，這兩起事件產生了加乘效應。也就是說，台灣目前的本土國家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台灣的國家治理」遠遠高於「中國的國家治理」，或是說，許多台灣人認同我們自己目前的生活方式，不再像二十年前因為經擠上的誘因，而願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接受對岸的治理方式。失去了經濟誘因的中國，對台灣人越來越沒有吸引力，剩下的只會是越來越多的反感跟蹭惡。
2020年大選後，隨著小英總統拿下817萬票，且另一方面第三勢力拿下可觀席次，台灣政壇正進入勢力盤整期。武漢肺炎事件將再一次確立台灣本土國家認同的輪廓，台灣各主要政黨不可不察。尤其對於國民黨而言，該如何面對日漸清晰的台灣本土認同，將是迫在眉梢的棘手議題。
●作者：劉仕傑／時事評論員、前中華民國外交官，曾派駐中華民國駐帛琉大使館及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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