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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政策本質，陸委會的政策到底該如何理解？非得成為人權和防疫二擇一的難題嗎？
在台灣，所有政策議題一旦牽涉中國，複雜程度往往立刻陡升，因此這裡先試著把「中國」拿掉，如此一來就是「從肺炎最嚴重的疫區，讓非我國國籍的未成年者，入境台灣」這樣的一個議題。而這個議題可從三個面向來切入探討。
第一個面向是「疫區」。從世界各國都已陸續對中國實施撤僑、禁航及最高旅遊警戒的情況來看，儘可能減少與中國人員的互動，就是各國防疫的基本原則。
理由很簡單。武漢肺炎確診人數在疫情揭露後的快速攀升，及確診案例中「去過武漢及中國」和「染病」的高度相關，讓人對於中國的疫情資訊和控制能力，都合理產生高度懷疑。
因此，讓任何最近待過中國的人士來台，等於要在防疫基本原則上開出例外，本來就應該用最嚴格謹慎的態度和標準來看待。
第二個面向是「國籍」。雖然有世界衛生組織WHO，當前國際上的防疫責任還是落在各國政府，無論是口罩的數量和價格，還是醫療資源是否充足，各國都得先以本國國民為最優先照顧的對象，行有餘力才能照顧其他人。
在這個前提下，我國政府應將防疫做到滴水不漏，優先照顧我國國民，這點是毫無問題的。
然而，討論這題時有個觀念必須先談清楚。由於台灣特殊的發展歷程及憲法狀態，中國人之於台灣，其實是陷入了「在法律上不是外國人，在事實上不是本國人」的矛盾處境。因此，防疫總指揮陳時中部長「選擇國籍」的那句話，其實無法完全適用在台灣和中國的難題上。
這個難題，是政府該面對的問題，過去四年我們做的顯然有限。在這個情況下，在「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間做出選擇的也往往是父母，而不是子女本身。目前許多針對這些子女的抨擊，其實不僅忽略了這項事實，更只是徒然引發更多情緒和爭議罷了，對於議題討論毫無幫助，
第三個面向是「未成年子女」。若排除陳明通主委所舉例的特殊臨時因素（旅遊，探親），我們必須追問，是什麼造就了「父母皆在台灣，未成年者卻不在台灣」的狀況？
無論是著眼於目前的就學，還是未來的就業，乃至於是臨時的觀光，這些未成年子女之所以能與父母分別，是因為擁有「親屬或其他可信任的生活照顧者」，能夠代為向這些未成年者提供照顧的生活環境。
因此，在進入「要把非本國籍的未成年者，從疫區帶來台灣」的討論之前，應該先問的關鍵問題是：這樣的生活環境變了嗎？
第一種狀況是，如果代替父母的照顧者依舊存在，則子女生活無虞，就應該沒有入境的急切需要。
第二種狀況是，如果照顧者因為染病，或者因為停班停課而產生環境改變，那麼該為這些未成年者提供協助的，應該是該國的政府。
中國雖然身陷武漢疫情，但政府應有的扶助功能因此崩潰了嗎？隨隨便便就認定中國政府已經崩潰，對國民生活照顧無法自理，這樣真的沒問題嗎？
換句話說，這跟「小孩選擇什麼國籍」真的沒有太大關係，而是各國政府「照顧未成年國民」的基本責任。如果今天有台灣籍的未成年者，生活遭遇變故，父母卻不在台灣，第一時間會提供協助的，當然是我國政府。
進一步來看，這些「擁有一位台籍父母」的孩子，除非面臨的是「生活照顧者遭遇變故，且中國政府無法對其未成年國民提供扶助」的情況，致使生活無以為繼，才有我國政府提供人道支援的問題。
如果中國還沒有失能到這個程度，那真正被拿來跟「滴水物漏做防疫」來作權衡的，其實不是「人道」，而是這些父母因為擔憂肺炎疫情，所以想給子女更安全環境的迫切心情。
在肺炎疫情延燒，各國防疫優先的情況下，其實各項措施多多少少都是對於國民權利的限制，影響的包括交通、旅遊、交流、生計，當然也影響了許多了友情和親情，目的無非是希望疫情儘速獲得控制，讓大家早日回歸正常生活。在這個考量下，光憑擔憂和親情，就要在防疫原則上開出例外，實在是有待商榷。
同時也必須強調，拿著國籍問題，恣意對這些「小明們」展開攻擊，除了帶出更多的仇恨和撕裂，對於防疫同樣沒有幫助。
回歸政府的防疫措施，畢竟事涉中國，而中國因素就是牽動台灣政治社會複雜情緒的重要因素，需要絕對的謹慎。
防疫要成功有效，最需要講求的是科學理性。當入境政策與防疫政策出現可能的抵觸時，更需要從客觀角度分析問題本質，而不是動輒以小明來做情感訴求，不僅是搬石頭砸腳，更打亂了原本就該步步為營的防疫節奏。
防疫當前，最需要政府的政策明確一致。希望政府能記取此次小明爭議的教訓，所有措施在公告前除了要加強橫向聯繫，更要回歸政策本質來理性考量，別再上演政策一日四變，突然上社會陷入無謂爭議的戲碼。
●作者：李兆立／時代力量智庫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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