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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婉諭認為，從制度面上來說，包括警察人力、裝備的不足，導致員警在執勤時並沒有足夠的安全防護，警政署難辭其咎；行政院長期不重視心理衛生政策，衛政在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的預算不足；政策上，醫院到社區之間照護欠缺足夠連續性，個案管理平台及人力嚴重不足，精神疾病者所需的衛政、勞政、社政各種資源亦整合不足。
王婉諭認為，這起被告明明就有長期就醫的記錄，我們的體制卻仍漏接這些受精神疾病所擾的病人。這些都是行政權應該負責並改善的部分。
王婉諭質疑，「為什麼我們的社安網施行這麼多年，卻仍然無法阻止這樣的憾事發生？」若是社安網明顯有不足，那即將推行的2.0是不是應該積極思考如何補足的可能性，而不是將風險再度讓社會大眾去承擔？更進一步必須要重視的不僅是社安網，中央是否應建立未來十年、二十年的心理衛生、精神健康的政策綱領，擬定改革與資源投注、分配的方向，以及具體的落實進程？
王婉諭最後呼籲，行政部門應該擔起責任，儘速召集相關部門，從警政、社政、衛政去做全面性的檢討，而不要只是在社群媒體上不負責任地喊話，實際上卻毫無作為、推諉卸責，讓司法、精神醫療承受巨大壓力，甚至造成更多社會對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