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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鋒指出，在戒嚴時代，由於共產黨威脅血洗台灣，人民解放軍一時無法揮軍跨越台灣海峽，所謂的「匪諜」對於軍公教的滲透幾乎是無孔不入，八大情治系統應運而生，包括調查局、情報局、憲兵隊、警備總部、總政戰部、陸工會、警政署、及國安局。即使在海外，這些單位也有要佈建，免得留學生被老共反正。在戒嚴的末期，黨外人士挑戰威權統治，國民黨政府更是要透過線民掌握情資。
施正鋒舉例，吸收線民慣用的手法是威脅利誘，對象是家貧而又力爭上游者。一般而言，除了情治單位人員親自出馬打入要偵防的團體，最簡單的方式是尋覓潛在的對象拉出，可以論件計酬、也可以按月津貼，表現好的話可以進一步深化彼此的關係，包括培養念研究所、或是出國留學，拿到學位順理成章安排到大學誤人子弟、就地幫忙看管偏激頑劣的學生。如果想要從政，當然也不是問題，反正是自己人，有把柄在手上，只能進、不能出，必要之際可以曉以大義。
施正鋒表示，在白色恐怖時代，線民因為覬覦家產、女色而搆陷者時有所聞，連海外留學生也有因為爭風吃醋而把對方寫上一筆「親匪」的紀錄。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說過，美麗島事件的辯護律師有線民出身者，聽來毛骨悚然。「任何事情都有時代背景，我們不是受害者，無法代為原諒。然而，若非劊子手，只要任何人選擇出面交代原委，社會應該會接受洗心革面的企盼，否則，一輩子的良心不安不說，不知道何時會淪為二度的幫兇。希望有更多的黃國書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