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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大家在追究社工責任的同時，應理解他們的工作，往往是在高風險下進行，之前他有個學生常逃家、遭到家長家暴，民間社工希望家長接受家庭中心協助，找到親子更好的相處方法時，卻被家長拿著棍子追趕、不想接受幫助。
唐宇新說，他在花蓮偏鄉服務，接觸過太多的高風險個案，看到民間社工沒有公部門社工的法權，處境更卑微，甚至被家長瞧不起，常常得冒著生命危險工作，有人走進個案家中，家長故意養惡犬逼退，也有個案家長或監護人本身不良善，不帶善意，或是刻意掩藏個案等。
許多人撻伐兒盟社工不夠敏銳，看不出男童異狀。唐宇新表示，注意孩子的狀況，恐怕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麼簡單，過去他在教育學院的訓練包括觀察學生的衣著否不合時宜，是否刻意在熱天穿著長袖外套；學生會不會用長髮或帽子遮住臉部，以免別人注意到他有變化；學生是否突然暴哭或暴怒；學生走路與寫字是否有異狀；家長在通聯時是否與過去不同等等，而社工要面對的是更不友善的環境，在沒有公權力保障的職業下，該如何去保護一個高風險的孩子？最後，要能好好在這個職業中活下來的，只有單位最高階層。
唐宇新還提到，男童在去年12月24日身亡，為何在男童喪命快3個月後，輿論爆發才發動搜索偵查，質疑「是誰擁有了這樣的媒體聲量，能夠將一個高風險家庭初生兒死亡的新聞壓下來，壓案的人，比惡魔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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