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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為廷說,過去幾個禮拜總共接受了兩個訪談,被問到下列兩題的時候覺得答不太出來:「請問太陽花世代為什麼沒有能為台灣提出新的戰略論述?」以及:「為廷,請問你還認為自己是一個左派嗎?」
他說,做一個台灣人,好像每天醒來都在面對新的挑戰。好像你知道要履行年輕時對自己的承諾,就還要去多做到這些那些,但又力有未逮,只能一次次對自己感到失望。「所以過了十年還是真的沒什麼能力提出什麼了不起的戰略吧。也離那些更深入的政治經濟理論很遙遠,沒什麼辦法提出什麼深入的分析。」
他也提到,在美國也遇到很多台灣來的朋友,他們都在做著這樣那樣關於台灣的研究。「我不見得都能跟上討論,但聽到他們研究的熱情,每次很激勵,很想跟上大家。還有幾次回台灣的時候在遇到各種地方的朋友,他們臉上都多了一些疲憊老練的世故,大家都長大了。可能還在匍匐前進。不過知道更多我們以前覺得理想的民主就是要在各種地方的眉角中撐出空間的那種細節。」
陳為廷結論,「我不知道自己會怎樣回到他們身邊。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終於能夠趕上那些研究做得比我深的同學,有一天和他們並肩作戰。但我還在努力啦。雖然是說已經很老了。想到不能去濟南路晚上跟大家團聚有點遺憾。不過還是希望有一天,找到一個辦法,做個有用的人,回到大家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