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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女性多數是通過招募打工的名義被騙，個人資料遭到主嫌們掌握，導致她們生活在恐懼之中，一開始是被迫拍裸照，之後甚至得拍下更多獵奇變態的照片，而主嫌則藉由勒索、恐嚇持續取得影像，接著又把這些內容截取部分張貼在匿名聊天室引誘會員付費，直到用戶花錢才能得到收看某些影像的連結，這樣一層層宛如深淵般的聊天室連結，背後是不斷逼迫被害者拍攝影片的網路性犯罪，而人的惡意就這樣構成了藏在社會陰暗角落的「N號房」。
N號房事件之後的「她們」怎麼了？
根據韓國警方調查，「N號房」的會員超過26萬名男性，其終更不乏高社經地位者，而儘管N號房主嫌、被稱為「博士」的趙主斌等人，已被韓國警方逮捕且遭到起訴，但在對性相對保守的韓國社會，這些受害者們還在面對他們的漫長復原之路。
最一開始博士等嫌犯鎖定的是，曾在社群媒體上張貼性感清涼照的女性，後來才開始挑缺錢、未成年的少女下手，嫌犯會以直接要求、或藉詐騙連結，取得這些女性的住址、電話等資料，威脅逼迫她們拍攝更多性剝削影像，而擔心被拍攝的不雅照與個資外洩的受害者們，只好繼續配合要求。
在接受《BBC》採房時，協助受害者恢復心理健康的李孝琳（音譯，Lee Hyorin）提到，這些性剝削影像在嫌犯被逮捕後仍在網路上流傳，而這個社會問題卻沒有促使政府建立制度去協助受害者，因此她才成立「韓國網路性暴力支援中心」（Cyber Sexual Violence Response Centre），而該機構的目的也不只是處理這些影像，而是從女性權益角度出發，向受害人提供輔導服務。
當時公開事件的記者也提到，由於性剝削影像仍會持續在網路上流傳，許多受害者深陷被人認出來的恐懼與焦慮，最想要藉由整形、改名重新人生，然而不僅費用需要自己負擔，她們本身許多就是經濟弱勢，難以下定決心也沒有餘裕動刀。
與此同時，在幾位主謀落網後，記者們也時不時會收到不明人士發出的惡意訊息，例如挑釁邀請她「來報導我的房間」，或是詢問「敢不敢一起聊聊」，也有網友批評這些記者「害我們失去了付費看色情影片的權利」。
李孝琳提到，許多來到機構的受害者已經身心俱疲，在前往尋求輔導服務前，她們已經頻繁面對了警察和媒體，「很多受害人至今仍相當害怕，擔心她們私密的自己被分享，被儲存，現在或是十年後，仍然會被人拿去娛樂或牟利。」
記者也提到，有受害者經歷過「N號房」事件之後，出現長期自殘與自殺意念，更擔心主嫌趙主斌離開監獄、回歸社會後，就會回來找她算帳，而在沒有穩定收入、難以負擔租金的情況下，倖存者只能流連於朋友家或學生宿舍，避免人身威脅。
敲響網路性暴力警鐘
韓國的「N號房」事件讓當時的韓國警察廳長形容是「敲響了網路性暴力犯罪的警鐘」，在此之後韓國政府實施了俗稱的《N號房防治法》，其中就包含修改性暴力犯罪處罰、散佈及上傳非法色情影象的罰則等；韓國警方也組織了「數位性犯罪調查特搜隊（디지털 성범죄 수사 태스크포스）」並在全國地方廳設立的「網路性暴力專門調查組」進行偵辦。
然而最複雜難解的整個性剝削產業鏈的解體，在《防治法》當中的「審查過濾非法拍攝物」條例寫道，由於Telegram仍屬外國企業，且是加密過後的私人聊天室，並不適用於法規列管的「向公眾傳播訊息」範圍，只有Naver、Kakao Talk等大型韓國企業及網路論壇受限制，包含Telegram、Discord等服務仍不在監管範圍內，因此外界質疑法規其實根本無法有效阻止性剝削產業鏈。
其中一名公開報導的記者曾在〈趙主斌不是唯一的惡魔〉一文中就提到：「在這起事件中，趙主斌絕非唯一的惡魔。儘管他犯下了殘酷的罪行，但事實是，韓國男性從小就熟悉性剝削的文化，並在沒有人阻止的情況下長大，這才是使犯罪成為可能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