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事件79週年，各地舉辦追思活動，而台北市長蔣萬安身為蔣家後代屢遭抗議要求道歉，對此行政院前政委張景森直言，只有蔣萬安可以結束228，認為以市長身分道歉無法回應加害體系歷史責任，應以蔣家後代身分，清楚承認蔣政權在228中的錯誤與責任，並主動處理蔣介石銅像、陵寢等威權象徵的公共性問題，蔣萬安若有志大位、欲示更大歷史格局，更應把此建議視為對民主政治成熟的期待，而非惡意攻擊。
張景森表示，認為228事件距今近80年，卻始終未能成為可以放下的歷史，不是因為社會執意延續仇恨，而是因為正義與責任的交代從未真正完成；於是傷痛與對立的情緒，仍會在每一次紀念時被反覆喚起。
張景森說，228不是天災，也不是抽象的歷史不幸，而是一場發生於蔣介石主政時期、由國家權力發動的制度性暴力。加害關係具有明確的政治主體，隨著直接與間接加害者本人不復存在，社會留下的，往往只是受害者及其子孫長期承擔的悲痛與記憶；相對地，加害者一方的後代，卻常見事不關己、沉默以對、洗白辯駁，甚至反過來勸受害者「放下」。這種不對稱，使人感到善惡無報、正義不彰，真相彷彿注定石沉大海。
張景森表示，在228紀念場合，蔣萬安以台北市長身分致詞，稱228是「不該發生的悲劇」、是「台灣的痛」，並以市長身分向受難者與家屬致歉，強調面對歷史、不迴避，承諾捍衛民主與人權。這樣的表述在形式上完整，但停留在「悲劇」與「哀悼」的語言，它仍未觸及228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蔣家應該概括承受所有228的政治責任與歷史責任。
張景森提到，地方政府當然可以哀悼傷痛，但台北市府並非當年鎮壓決策的主體；因此以「市長」身分的道歉，無法回應「加害體系」的歷史責任。蔣萬安的不同，不在於他的職務，而在於他的姓氏，他是少數同時站在公共權力與威權象徵交會點的人。當直接加害者已不可能出現，象徵性繼承加害體系的蔣氏後代反而更有道義責任表態。這不是法律清算，也不是血緣問罪，而是對歷史誠實的最低自我要求。
張景森說，因此蔣萬安若真要讓228走向一個段落，就不該只以市長身分哀悼一場彷彿與自家無關的悲劇；更應以蔣家後代身分，清楚承認蔣政權在228中的錯誤與責任，並主動處理蔣介石銅像、陵寢等威權象徵的公共性問題，銅像和陵寢迎回私人家族墓園，讓公共空間回歸民主社會的共同記憶。
最後張景森說，當錯誤被說清楚、責任被正名，228綿延未絕的怨與痛才可能真正走到段落。否則，歷史傷口只會被一次次覆蓋，卻從未癒合。蔣萬安若有志大位、欲示更大歷史格局，更應把這建議視為對民主政治成熟的期待，而非惡意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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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景森說，228不是天災，也不是抽象的歷史不幸，而是一場發生於蔣介石主政時期、由國家權力發動的制度性暴力。加害關係具有明確的政治主體，隨著直接與間接加害者本人不復存在，社會留下的，往往只是受害者及其子孫長期承擔的悲痛與記憶；相對地，加害者一方的後代，卻常見事不關己、沉默以對、洗白辯駁，甚至反過來勸受害者「放下」。這種不對稱，使人感到善惡無報、正義不彰，真相彷彿注定石沉大海。
張景森表示，在228紀念場合，蔣萬安以台北市長身分致詞，稱228是「不該發生的悲劇」、是「台灣的痛」，並以市長身分向受難者與家屬致歉，強調面對歷史、不迴避，承諾捍衛民主與人權。這樣的表述在形式上完整，但停留在「悲劇」與「哀悼」的語言，它仍未觸及228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蔣家應該概括承受所有228的政治責任與歷史責任。
張景森提到，地方政府當然可以哀悼傷痛，但台北市府並非當年鎮壓決策的主體；因此以「市長」身分的道歉，無法回應「加害體系」的歷史責任。蔣萬安的不同，不在於他的職務，而在於他的姓氏，他是少數同時站在公共權力與威權象徵交會點的人。當直接加害者已不可能出現，象徵性繼承加害體系的蔣氏後代反而更有道義責任表態。這不是法律清算，也不是血緣問罪，而是對歷史誠實的最低自我要求。
張景森說，因此蔣萬安若真要讓228走向一個段落，就不該只以市長身分哀悼一場彷彿與自家無關的悲劇；更應以蔣家後代身分，清楚承認蔣政權在228中的錯誤與責任，並主動處理蔣介石銅像、陵寢等威權象徵的公共性問題，銅像和陵寢迎回私人家族墓園，讓公共空間回歸民主社會的共同記憶。
最後張景森說，當錯誤被說清楚、責任被正名，228綿延未絕的怨與痛才可能真正走到段落。否則，歷史傷口只會被一次次覆蓋，卻從未癒合。蔣萬安若有志大位、欲示更大歷史格局，更應把這建議視為對民主政治成熟的期待，而非惡意攻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