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率團訪中之際,一段威權時期的歷史再度引發關注。有媒體調閱國家檔案指出,鄭麗文的丈夫駱武昌,過去曾被情治單位鎖定為校園「佈建運用人員」,引發議論。對此,野百合學運世代成員、現任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專任委員許有為,也分享自身當年遭情治人員接觸的經歷,讓事件持續延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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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開的國家檔案資料,威權時期的調查局早在鄭麗文進入台大之前,即已接觸駱武昌,試圖吸收其成為線人,也就是俗稱的「抓耙仔」。文件顯示,情治單位計畫先將其列為「運用關係」,並以化名「馬超」進行觀察,待評估其活動能力與安全性後,再進一步報請核准納入內線佈建。相關內容曝光後,引發外界對當年校園監控與情治滲透的討論。

對於檔案內容,許有為指出,從其過往接觸的史料來看,當年以「教官」名義接觸異議學生的情況確實存在,甚至可能伴隨後續的佈建行動。他回憶,1987年大學新聞社復刊後不久,曾有一名自稱教育部「張教官」的人士,多次打電話邀約見面吃飯,試圖了解其參與學生社團的動機,並將該社團形容為「偏激團體」。

許有為指出,對方連續一週在晚間固定來電邀約,他始終未答應,最終許媽媽不堪其擾,親自接聽電話並強調:「我兒子很愛國,請你以後不要再打電話來騷擾,你天天在十點打來,顯得你很沒教養。」許有為表示,自此之後,該名自稱教官者便未再聯繫,「我也無從成為另一個馬超、班超、什麼碗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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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翊涵編輯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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