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導演劉嵩執導的紀錄片《南國啟示錄》第二季正式回歸，再次把觀眾帶離熟悉的旅遊框架，深入東南亞的文化肌理。鏡頭走進柬埔寨暹粒、印尼日惹與菲律賓美岸，不僅展現上座部佛教、伊斯蘭與天主教的多元交織，也記錄在地人如何用雙手守護傳統。從偶然捕捉到的皮影戲野台演出，到疫情下依然集結作畫的河內寫生協會，這些真實瞬間不只是地方風景，更讓觀眾看到東南亞生活與信仰背後的厚度。劉嵩強調，這部作品「絕不是旅遊節目」，而是一場文化對話，期望觀眾在理解他者的同時，也重新反思台灣自身的文化與傳統。首映已於9月4日在光點華山登場，並於9月9日起每週二晚間10點在公共電視播出。
劉嵩在《東南亞夯什麼》節目中回顧，自己求學與拍片多在歐洲、北美與東北亞，長年把「進步、現代」的故事帶回台灣，卻忽略了離我們最近的東南亞。「真正開始做時，才發現自己多麼無知。」他坦言，這是生涯最困難的題材，11個國家、語言宗教族群各異，歷史脈絡又彼此交纏，若只以觀光視角切入，永遠看不見表面之外的文化筋骨。
《南國啟示錄》這個系列從2017、2018年起就展開前期研究，2019年開拍第一季的檳城、河內、清邁，第三集於2020年2月底在河內收工時，正好撞上疫情，之後被迫停擺三年，才在2022年播出第一季，直到2025年才端出第二季後三集。每一趟實拍約17個工作天，但每集前置至少半年，讀資料、核對現況、與在地聯繫、反覆修正拍攝計畫。劉嵩說，這些時間都「回饋在畫面裡」。
《南國啟示錄》之所以能深入到人與場域，關鍵在於「用內容專業帶攝影機進場」。節目顧問陣容跨域紮實，由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所長江明親全程參與企劃與田野訪談，執行企劃為馬來西亞籍、長年耕耘東南亞研究；其發端更來自兩位推手，前公廣集團董事長陳郁秀與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秘書長丘如華。她們提醒，當政府倡議新南向時，社會對東南亞的理解卻仍停在經貿與旅遊，於是促成一個專注「信仰與藝術」的系列，從文化保存者的身影切入。
也因此《南國啟示錄》不以「國家」為單位，而是鎖定「城市或地區」，選點標準不是名氣或是否列名世界遺產，而是此地是否具文化特色、具有國家代表性，更重要的是「有人在做」。舉例來說，暹粒原本只是緬甸蒲甘的備案，因內戰風險而臨時轉進，但它以吳哥遺址象徵國族記憶，同時也有地方戲曲、手作工藝的活力脈動；日惹坐落在爪哇文明心臟，伊斯蘭與宮廷藝術並存；美岸身處天主教社群的日常禮俗，則映照出菲律賓的信仰網絡。宗教多樣性並非刻意拼圖，而是東南亞「本來如此」的生活景觀：第一季的檳城是穆斯林社會，河內像台灣一樣多宗教共處，清邁則是佛教國度。
拍攝並不靠觀光行程安排，而是靠人脈與信任。在地社群理解團隊想做的是「文化交流、搭橋而非消費」，於是敞開大門、甚至主動拉線找素材。節目中能看到河內城市寫生協會成員，在疫情陰影下仍聚攏上街，讓外來團隊看見「河內人如何看自己的城」；也能在暹粒趕赴一場臨時得知的皮影戲野台演出，像是台灣農村的臨時戲棚，真實而熱鬧，無法預排卻最貼近生活。這些都是只靠前置做不到、卻因互信才得以成真的鏡頭。
劉嵩不斷強調，《南國啟示錄》「絕對不是旅遊節目」。即便談飲食，也會讓甘蔗酒回到歷史與祭儀的脈絡，而非只說「好不好喝」。節目要的是在「看見他者」之後的「看見自己」：理解、欣賞，進而反思我們如何對待自身的文化與傳統。這也是片名「啟示錄」的用意，「在別人的故事裡，打開自己的問題意識」。
節目背後還有兩位關鍵女性的初衷，在新南向政策帶來人流與經貿連結之際，如何避免只有移工仲介、廉價旅遊與代購清單，卻沒有對在地社會的深層理解？《南國啟示錄》用六個城市回答這個問題。第一季三集已為觀眾打好底子；第二季再以宗教多元為經、生活技藝為緯，織出一幅細密的文化地圖。
《東南亞夯什麼》最後也把製作的艱難攤在陽光下，沒有預算復拍，也沒有「導遊式」帶路，一切靠前置、靠在地夥伴、靠現場應變與取捨。「最困難的常常是捨不得。」劉嵩笑說，但這是「快樂的選擇」，因為知道帶回來的每一段，都能讓台灣觀眾更靠近真正的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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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國啟示錄》這個系列從2017、2018年起就展開前期研究，2019年開拍第一季的檳城、河內、清邁，第三集於2020年2月底在河內收工時，正好撞上疫情，之後被迫停擺三年，才在2022年播出第一季，直到2025年才端出第二季後三集。每一趟實拍約17個工作天，但每集前置至少半年，讀資料、核對現況、與在地聯繫、反覆修正拍攝計畫。劉嵩說，這些時間都「回饋在畫面裡」。
《南國啟示錄》之所以能深入到人與場域，關鍵在於「用內容專業帶攝影機進場」。節目顧問陣容跨域紮實，由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所長江明親全程參與企劃與田野訪談，執行企劃為馬來西亞籍、長年耕耘東南亞研究；其發端更來自兩位推手，前公廣集團董事長陳郁秀與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秘書長丘如華。她們提醒，當政府倡議新南向時，社會對東南亞的理解卻仍停在經貿與旅遊，於是促成一個專注「信仰與藝術」的系列，從文化保存者的身影切入。
也因此《南國啟示錄》不以「國家」為單位，而是鎖定「城市或地區」，選點標準不是名氣或是否列名世界遺產，而是此地是否具文化特色、具有國家代表性，更重要的是「有人在做」。舉例來說，暹粒原本只是緬甸蒲甘的備案，因內戰風險而臨時轉進，但它以吳哥遺址象徵國族記憶，同時也有地方戲曲、手作工藝的活力脈動；日惹坐落在爪哇文明心臟，伊斯蘭與宮廷藝術並存；美岸身處天主教社群的日常禮俗，則映照出菲律賓的信仰網絡。宗教多樣性並非刻意拼圖，而是東南亞「本來如此」的生活景觀：第一季的檳城是穆斯林社會，河內像台灣一樣多宗教共處，清邁則是佛教國度。
拍攝並不靠觀光行程安排，而是靠人脈與信任。在地社群理解團隊想做的是「文化交流、搭橋而非消費」，於是敞開大門、甚至主動拉線找素材。節目中能看到河內城市寫生協會成員，在疫情陰影下仍聚攏上街，讓外來團隊看見「河內人如何看自己的城」；也能在暹粒趕赴一場臨時得知的皮影戲野台演出，像是台灣農村的臨時戲棚，真實而熱鬧，無法預排卻最貼近生活。這些都是只靠前置做不到、卻因互信才得以成真的鏡頭。
劉嵩不斷強調，《南國啟示錄》「絕對不是旅遊節目」。即便談飲食，也會讓甘蔗酒回到歷史與祭儀的脈絡，而非只說「好不好喝」。節目要的是在「看見他者」之後的「看見自己」：理解、欣賞，進而反思我們如何對待自身的文化與傳統。這也是片名「啟示錄」的用意，「在別人的故事裡，打開自己的問題意識」。
節目背後還有兩位關鍵女性的初衷，在新南向政策帶來人流與經貿連結之際，如何避免只有移工仲介、廉價旅遊與代購清單，卻沒有對在地社會的深層理解？《南國啟示錄》用六個城市回答這個問題。第一季三集已為觀眾打好底子；第二季再以宗教多元為經、生活技藝為緯，織出一幅細密的文化地圖。
《東南亞夯什麼》最後也把製作的艱難攤在陽光下，沒有預算復拍，也沒有「導遊式」帶路，一切靠前置、靠在地夥伴、靠現場應變與取捨。「最困難的常常是捨不得。」劉嵩笑說，但這是「快樂的選擇」，因為知道帶回來的每一段，都能讓台灣觀眾更靠近真正的東南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