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章梁專訪/談李登輝貢獻 終結黨國體制邁向正常化國家

▲翁章梁認為,李登輝對台灣社會最大的貢獻,就是終結黨國體制,讓台灣邁向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圖/記者康子仁攝)
▲翁章梁認為,李登輝對台灣社會最大的貢獻,就是終結黨國體制,讓台灣邁向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圖/記者康子仁攝)

記者康子仁/嘉義報導

嘉義縣長翁章梁接受《 NOWnews 今日新聞》專訪時,談起前總統李登輝對台灣社會最大的貢獻,就是終結黨國體制,讓台灣邁向一個正常化的國家;而野百合學運最大的意義,就是催生國是會議,讓李登輝取得社會民氣,贏得改革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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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國首度總統直接民選,李登輝高票當選民選總統。(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1996年我國首度總統直接民選,李登輝高票當選民選總統。(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談起在台灣主政12年的李登輝,曾經在1990年3月擔任野百合學運總指揮的翁章梁認為,李登輝對台灣社會最大的貢獻,就是終結黨國體制,讓台灣邁向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在李登輝當總統的時候,正好台灣的社會力蓬勃發展,自由化、民主化與法治化在李登輝手中完成,這是他對台灣社會的貢獻。

憶起30年前的往事,翁章梁指出,野百合學運最大的意義,就是讓李登輝取得改革的正當性,當時的行政院長李煥、教育部長是毛高文和國民黨副秘書長馬英九,都是舊黨國體制之下的政治人物;當時野百合學運的訴求之一,就是要召開國是會議,因為這項會議所得到的結論,成為李登輝改革的依據,也取得社會民氣進行改革。

翁章梁回憶,野百合學運是大陸天安門之後隔一年,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廣場待了7天,代表的是持久戰,希望能夠長期性的戰鬥,不然就衝撞總統府,一翻兩瞪眼了;當時大家也在想,國民黨是否會像六四天安門一樣採取鎮壓的方式,事實上到野百合最後2天,檢警調的動作非常頻繁,包括兩廳院的樓下,聽說都是鎮暴部隊,後來廣場上有許多學生進來,有些是希望穩住廣場的氣氛,讓活動不致於暴衝去衝撞總統府。

翁章梁表示,當時有所謂的校際代表,每個學校投票表決,下一步該往哪裡走,發覺這場學運當中,對於台灣未來要走向自由化與民主化,有很重要的影響,其中也涉及國民黨內部,主流與非主流之間的政爭;所以這個運動是非常複雜的,帶著當時的社會矛盾,在時空環境底下,讓台灣往法治化、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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