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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京回來後,德國媒體紛紛開始解讀蕭茲中國行的意義,用蕭茲自己的話說,只要有和習近平共同發布反對在烏克蘭使用核武的聲明,就足以證明此趟「不虛此行」,藉此擋掉來自盟友和反對派的質疑。
不難看出,在關乎烏克蘭、中國人權爭議、台海和平的議題上,蕭茲遵循了外交上的詞彙,也算是給德國和歐盟的反對派一個交代,「該說的他都有說」,這些一時半刻解決不了的敏感議題,後續再看還能怎麼談;相較之下,經濟方面的獲益就具體的多,光是BNT成為首款進入中國龐大市場的外國新冠疫苗(目前僅限在中國的外籍人士),就讓BNT的股價一度大漲5%左右,未來若真的獲准讓中國公民施打,利益不容小覷。
推敲蕭茲的策略,應是經濟上不與中國脫鉤,但同時鼓勵企業在其他國家開展更多業務,變相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日子久了,即便北京有朝一日真的攻擊台灣,或做出什麼不容於國際社會的事,制裁也較有施力點,比直接脫鉤來得實際。蕭茲應該是認為,中國不單純是個貿易對象,與之打交道時,須得兼顧現實主義和戰略遠見。
再者,蕭茲的身分是德國總理,不是世界總統,他有責任要扛起德國的民生經濟,在他看來,完全撤出中國並不符合國家利益,特別近年大環境不景氣、經濟有衰退之虞,既然中國由習近平全面掌權已成定局,雙方直接對談並非壞事。何況今天的夥伴難保不會成為明天的對頭,以美國為例,萬一2年後的總統大選是川普(Donald Trump)捲土重來,美德關係就會出現變數,而且比起明確的經濟數字,道德就相對抽象,也很難為了道德因素,就都只跟所謂的民主國家往來交易。
不過,蕭茲畢竟不是德國政壇唯一的理性決策者,面對國內不同的聲音,值得蕭茲去思考,為何會有這樣的擔憂?自己的思想是否存在某些盲點?以德國的政黨政治分析,現在的政府是由社民黨(SPD)、綠黨(GRÜNE)和自由民主黨(FDP)一起組的,也就是所謂的「紅綠燈聯盟」(Ampelkoalition),蕭茲的決定引起不少聯盟內部人士批評,如出身綠黨的外交部長貝爾博克(Annalena Baerbock)就堅持,必須改變德國的對中政策,聯邦政府應制定新的對中戰略,以因應近年中國政治制度發生的巨大變化,還要向北京明確表示,公平競爭條件、人權問題以及對國際法的承認,是開展合作的基礎,警告中國正在成為西方的系統性競爭對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