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問起天安門建於何時，恐怕不是每個人都能準確回答。標準答案是，天安門始建於明朝永樂15年，即西元1417年。但現在矗立在大陸心臟位置的天安門，精確的建築時間是1969年12月到1970年4月。
根據北京日報報導，1969年12月到1970年4月這段時間裡，天安門被罩在一座當時世界最大的大棚之內，拆除、重建的浩大工程緊張進行。每天沿著長安街上下班、從天安門腳下路過的北京市民，哪怕是近在咫尺的中山公園的員工，也沒有幾個人知道，這座建築竟然經歷了一次拆除、重建的過程。僅僅112天，曾經年久失修、不堪重負的天安門變成了煥然一新、裝備現代的全新建築。
在舉世矚目的天安門廣場，在無數人的眼皮底下，天安門不為人知地涅槃重生。 直到今天，天安門的這次重建工程仍鮮為人知。
『消失』的天安門
站在天安門廣場上，以天安門城樓為背景——最標準的天安門留影構圖。記者眼前的這張照片就是如此，四個年輕人處在畫面中央，只是他們的身後，熟悉的天安門不見蹤跡，而是一座巨大的席棚。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閆樹軍收藏的天安門照片已有20000多張，卻對這張看不到天安門城樓的留影情有獨鍾，他說『這是40多年前天安門城樓重建工程留下的為數不多的老照片之一。』
按照天安門重建工程的工期推算，這張照片拍攝的時候，天安門應該剛剛拆除不久。照片中的四位年輕人不會想到，他們的這張照片，記錄了一個天安門廣場沒有天安門的瞬間。他們和絕大多數被那座席棚遮擋視線的人們一樣，只是把那種遮擋當成天安門的一次維護修繕。
殊不知，席棚之內正在進行的，是天安門整個拆除重建的巨大工程。那時的天安門，已經不是一次簡單的修繕就能維護好的了。
這張攝於1970年1月的黑白照片，是天安門紀念品收藏和研究專家閆樹軍最寶貝的照片之一。
到上世紀60年代，歷經幾百年風霜歲月和數次自然災害的天安門城樓，建築結構已嚴重損壞變形。參與當年天安門城樓重建工程的大木作師傅孫永林的回憶文章中有這麼一句話，讀來令人心驚：『1965年9月中旬的天安門檢測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我們在檢查中發現天安門城樓的明間西次間前圍金柱（此柱直徑1公尺、高12公尺）10公尺處柱髓心糟朽，直徑已達80公分……』
上世紀60年代初，孫永林就開始參加天安門城樓的例行安全檢查和加固維修工作。每年『五一』和『十一』之前，他都要提前一個月進駐天安門，4月30日和9月30日晚上再離開。
檢查過程中，孫永林還發現，天安門城樓的中脊檁居然多處使用了舊楊木材。這種木材材質非常差，連一般百姓的民房都不使用，為何卻出現在天安門城樓的要害部位？閆樹軍說，可能是清朝末年國力衰竭，國庫虛空，只好拿劣質木材用於修繕，也可能是當年負責修繕的工匠偷工減料……無論是何種原因，屋脊上的劣質楊木，都意味著極大的危險。
1966年3月，河北邢臺地區發生7.2級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地區，天安門城樓的損壞變形更甚，加劇了天安門城樓的危險程度。同一年，由於『文革』的發生，天安門城樓的使用頻率變得更高。工作人員不得不用更多的鐵箍、鋼材進行加固，以至於城樓內部負重累累，當時的一位技術人員直言：『加固用的鐵件之多，甚至超過了樓頂自身的重量。』
不間斷的小修小補已經無法根治『病體沉痾』的天安門城樓，一場徹底的大修迫在眉睫。為保證城樓安全使用，1969年，大陸國務院決定徹底拆除天安門城樓，在原址按照原規格和原建築形式重新修建一座天安門城樓，建築材料全部更新。
作為大陸最具象徵意義的建築，天安門一磚一瓦都關係重大，不能擅動，更何況是拆除重建。閆樹軍告訴記者，由於當時處於『文革』時期，而且中蘇關係也比較緊張，重建天安門城樓有特殊的政治意義，外人獲知天安門重建會做出怎樣的理解極為敏感。因而，天安門重建工程被定為『秘密翻建』。
為保證工程安全和機密，施工期間整個城樓被圍了個嚴嚴實實。於是，這段時間的天安門留影中，天安門城樓的位置都是一座巨大的席棚。天安門不為人知地『消失』了。
天安門大『體檢』時發現的炮彈洞。
三種翻修方案
和翻修建議一起提出的，還有天安門翻修的三種方案。
第一種方案是保持原有古建體形，保留紅色舊城台，全部使用木材對城樓進行徹底翻修，並對個別木構件進行加固；第二種是保留紅色舊城台，拆掉現有城樓，改為鋼筋混凝土結構重建；第三種則是將城樓和城台都拆掉，全部採用鋼筋混凝土結構重建，並在城台內部增設人防空間。
其實，無論按照哪個方案，天安門城樓的『翻修』都已經近乎『重建』。孫永林的回憶文章中就提到，1968年下半年，『由於舊天安門城樓存在著很多問題和隱患，大陸中央把翻修工程確定為重建工程。』
那麼，三種方案到底採用哪一個？閆樹軍介紹說，在當年『備戰備荒』的氛圍下，第三種方案『增設人防空間』的設計，一度吸引了決策者，但考慮到耐久、耐震、工期短、花錢少以及局部容易加固或修繕等因素，檢查小組集體傾向於第一種方案，該方案唯一的缺點是防火性能差。
1968年5月15日，北京市革委會正式向周恩來總理、李富春副總理、李先念副總理報送了《關於翻修天安門城樓的請示報告》，同時抄報給國家計委和建委。報告中明確『擬採用木結構進行翻修的方案』，即第一種方案。
報告還提出了相當樂觀的詳細施工計劃：1968年5月至9月，預制柱、枋、斗拱、門窗及琉璃瓦件和其他施工準備工作；1968年大陸國慶節後立即動工，拆除舊城樓、清理場地，11月至1969年4月，苫背掛瓦，『五一』節前拆除施工架並做好南面門臉的油漆彩畫，爭取不影響『五一』節使用；1969年5月至9月，做好內部及兩山後簷的油漆彩畫，建國二十周年大慶前全部竣工。
1969年的天安門留影。此時，重建天安門城樓的籌備工作已經展開。
工作人員沒想到，計劃建國二十周年大慶前竣工的工程，直到大慶後兩個月才真正開始動工。重建工程不得不推遲的原因，是13根大柱。
天安門城樓共需60根柱子，每根長度都要達到12公尺才能將整個木結構的城樓支撐起來。柱子最粗的直徑1公尺多，最小的也有0.6公尺，每根12公尺長，重7噸以上，一輛15噸卡車只能拉一根柱子。
其中，13根大柱一直無法到位。這些大柱的底部直徑有93公分，上部直徑是84公分。這還是成品，原木的直徑至少要1公尺多。這樣大規格的木料，當時大陸國內不生產，必須從國外進口。
『本來大家還希望外貿部能與國外聯繫解決，但誰也沒想到國外回覆說，這13根木料當年解決不了。』早已退休的楊賀林回憶說，這就徹底斷絕了1968年開工重建的可能性，『國外的木材坐船到大陸就得3個月，到了還得烘乾木材、做防腐處理，根本來不及。』
重建工程陷入了困境。在1968年9月22日指揮部辦公室致時任北京市革委會工交城建組組長杜春永的緊急報告上，可以看到杜春永焦慮的批示：『時間的確很緊。如抓緊還可施工，如再抓不緊，只好推遲到20大慶以後幹了。』
可惜，缺乏關鍵部件的原料，工作人員再著急也無可奈何。大陸國慶節後的10月11日，《關於推遲天安門城樓翻修工程的報告》被報送至中央，重建工程正式被推遲至1969年大陸國慶節後。
城樓上拆出個寶盒
木工連的工人們需要啃的第一塊硬骨頭，是拆除舊城樓。今天的建築業中，各種機械設備輪番上陣，拆樓恐怕是最容易的一個環節。但在當年，要『原樣不動，尺寸不變』地重新修建一座天安門城樓，拆樓就不能只是簡單地推倒，而是要在拆除的過程中搞清楚城樓的每個結構細節。
那個年代修建一座完整古建築的機會太少。許多在古建行業忙活了一生的老師傅，主要的工作也就是修修補補，幾乎從未有過參與乃至主持類似大工程的經驗。作為負責天安門城樓重建工程木結構施工的大木作，當年才44歲的孫永林面對這個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又慶幸又發愁：慶幸的是，機會難得；發愁的是，沒有人說得清天安門城樓究竟是由多少塊木料組成的，只知道城樓上的斗拱、檁、梁互相咬合，上下壘疊，環環緊扣，嚴絲合縫，如此龐大的木結構中，沒有一顆釘子，完全依靠卯榫組合起來。
這麼複雜的工藝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施工人員用塔吊先將城樓西南的一個整角吊起來，拉到中山公園水榭北側，每拆一塊木料，就在旁邊按原樣碼好，可拆完了，就是碼不出原樣。後來，還是一位古建專家說，拆下來的木料雖然次序是對的，但可能有的木料前後左右的方向不對。於是，施工人員又把拆下的每一塊木料都按順序編號，在每一塊木料上都寫清內、外、上、下、左、右，然後畫草圖，並請來新華社的攝影記者錢嗣傑現場拍攝了上千張照片。最後，根據草圖和照片把拆卸的木料反反覆複按原樣碼了幾遍，才算徹底弄明白。因為城樓是完全對稱的，搞明白了一個角的內在結構，整個樓就不難明白了。
真正動手拆除舊城樓就很順利了。參與天安門城樓重建繪圖測繪的設計師孫仁先，曾在接受採訪時回憶，1969年12月底，『整個城樓已基本拆完，只剩下一根立柱孤零零地矗立著。』當時，為了更準確地得到天安門城樓的有關資料，他特意登上與天安門城樓構造幾乎完全一致的端門城樓，在古建老師傅的幫助下，對重要部件細心查看，逐一實測。
而在負責拆除舊城樓的木工連副連長、北京建工五建集團退休職工葉容溪記憶中，最難忘的卻是城樓上拆出的寶盒。
『寶盒就在天安門屋脊上的最中間，我拆到那兒就取下來了，交給了指揮部副主任吳金鐵。』葉容溪回憶說，盒子已經爛成一塊一塊的了，不知道是不是金絲楠木，但裡頭的元寶記得很清楚，光澤不是那麼亮，乍一看還以為是個『銅疙瘩』，『銅疙瘩』旁邊還有三四塊像石頭似的東西。後來，經過專家鑑定，『銅疙瘩』確確實實是個金元寶，而那些石頭狀的東西，是朱砂和五彩糧。
閆樹軍告訴記者，根據明清史籍記載，盒子裡的東西應該是古代的所謂『鎮樓之寶』，裡面的金元寶、五彩糧和朱砂，則是古人用來闢邪之物。幾個月後，城樓建成時，原來寶盒的位置，被放進了一塊漢白玉石，上面豎向刻著『1970年1-3月重建』的字樣。這塊藏進屋脊內的漢白玉石，也成了新中國重建天安門城樓的一個歷史見證。
木料
按照重建工程『建築材料全部更新』、重建城樓壽命要達到1000年的要求，城樓所需的全部新做的柱、梁等均要用整體木材，且必須使用楠木、柚木、黃柏或者進口色皮等優質木料，所有加工好的木構件都要進行防腐、防蟲、防火的化學處理。
在1968年重建天安門的請示報告中，初步估計需要的木材就得2000立方公尺，實際施工中，這個數字只多不少。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大陸物資並不富裕，這麼多的木料都從哪兒來？
工作人員真是費盡了心思，當時正在拆除的西直門等城樓就一度被重建工程盯上了。他們打算將拆下來的木材『廢物利用』，用來修天安門，孫永林、葉容溪還被派去了拆除西直門的現場。沒想到，拆到西直門箭樓時，拆出了八百年前元代修建的甕城城門，只好停工進行考古發掘。等到考古工作者好不容易做完了該做的工作，工作人員才接著拆城樓。結果，拆下來的木料雖有一些上好的金絲楠木，無奈尺寸太小，根本沒辦法二次利用。
後來施工時，倒是此前東直門拆下來的一些楠木派上了用場，被改做天安門城樓的斗拱和門窗。從天壇調來的黃柏木強度受力好，派做了斗拱大坐鬥。
據楊賀林介紹，施工接近尾聲時，又發現還差幾百根椽子的木料。這時再從國外進口肯定來不及，還好在海南發現了可用的木料。只是，如果按照正常時間運輸，起碼也得半個月，最後還是透過總參跟海南軍區溝通，才臨時加急，特批了兩列火車，幾天之內就把天安門城樓重建所需的最後一批木料運到了北京。
重建所需的大部分木材，還是依靠從非洲進口。這種木材似紅木，質堅，顏色為紅或黃，遇火不著，只冒煙。做了一輩子木工的孫永林說，從沒用過這麼好的木料。
儘管重建工程已經比最初的建議推遲了一年多，但工程時間依然很緊張。一般來說，新木料必須乾燥之後，才可以用於建築，但因為時間短，進口的新木料運到負責木材加工的青年路木材廠時，含水率還基本都是飽和的。據孫永林回憶，做柱子用的大圓木拉進暖和的工棚時，含水量很高的木頭慢慢解了凍，很快就變得濕漉漉，甚至還會往外冒水。
這樣的木料無法直接利用，最大的問題是沒法上漆。漆會把水分鎖在木料裡，造成內部朽爛。水汽往外蒸發，又會把木材表面的漆頂起鼓包，造成漆皮剝落。疙疙瘩瘩、漆面斑駁的柱子當然不能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
怎樣才能讓木料快速降低含水量？有人提出，可以在1公尺直徑的大圓木上，順著立紋鑽一個直徑10公分左右的通眼，以便木料內的水分更快散發出去。說幹就幹，工作人員開始嘗試打眼，可是，一根柱子長12公尺，打一個眼就得好幾天，再等它自然風幹，時間進度絕對趕不上工期。
最後的解決辦法是，沒有幹透的木料先加工成柱子，用在了天安門城樓上。這些柱子的外面被穿上一層三合板外衣。三合板與柱子之間留出幾公分的空間，能有空氣流動，讓柱子慢慢乾燥。紅彤彤的大漆是刷在三合板上的。
靠著木工和漆工精湛的手藝，三合板做成的大柱表面光潔圓潤，和原木一般無二。直到幾年後，大柱完全幹透了，這些三合板外衣才被脫下。
1970年『五一』，一家人在天安門前留影。她們身後是剛剛重建的天安門城樓。
有人建議畫上工農兵
天安門重建不僅僅是一座城樓的重建，有太多工程之外的因素、細節需要細緻入微地把握。技術上的難題，這些大陸最出色的工匠們都有辦法解決，但有些環節，看似細微，卻需要中央定奪。
城樓正脊兩端的大吻原來是龍的形狀，有人認為，『仙人走獸』裝飾和城樓上的『金龍和璽』彩畫都是『四舊』，屬於封建內容，天安門既然重建，就應該具有新的革命意義，提出用葵花和延安寶塔等取代龍。
在1968年的檔案文件中，有天安門城樓正脊兩端的制高點『擬採用延安圖案』的意見，與延安圖案同時提出的，還有『工農兵』『萬年青』『井岡山』等備選圖形。
兩種意見爭執不下，只好上報周總理。周總理看完報告後說，『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徵，可以搞龍的嘛』，並在報告上批示：天安門彩畫整體用樸素的『西番蓮和璽』，勾頭等小型琉璃瓦件可用向日葵圖案，其餘一切照舊。正脊兩端制高點上的龍吻這才得以保留至今。不過，『西番蓮和璽』彩畫和簷頭琉璃瓦上的向日葵圖案，還是給城樓留下了歷史的特殊印記。
天安門重建後琉璃瓦上的向日葵圖案，一直保留至今。
『長高』的新城樓
無論是原料，還是施工條件，天安門城樓的重建可謂困難重重，然而，自1969年12月15日正式開工，到1970年4月初竣工，重建工程只用了112天。更難得的是，如此短的施工時間內，重建的天安門城樓不僅完全保留了原有的外形、尺寸和結構布局，而且按照9級抗震能力設防。
除重建城樓外，還有東西卷棚和城台加高、女兒牆減薄、標語板更換、電梯安裝等附屬工程，同時還增設了供電照明、上下水、熱力暖氣、電話、電視廣播、新聞攝影等現代化設施。
熟悉天安門城樓的人們可能會發現，天安門城樓東西兩側，各有一間小耳房，精緻小巧，對稱於大殿兩側，又與整個城樓融為一體。這兩間小耳房實際是電梯間，西側的電梯安裝於1952年，東側的電梯就是此次重建期間新修建的。
閆樹軍介紹說，整個工程涉及了大陸全國21個省市的216個部門，施工高峰時期有2700多人同時參與各項建設。現場施工一步緊接一步，一環緊扣一環，速度之快，質量之高，在當時確屬罕見。重建工程竣工後，經國家驗收全部合格。
不過，驗收時發生的一個小插曲，還是讓指揮部嚇出了一身冷汗。1970年4月，指揮部成立了檢查小組，用探雷器檢測驗收，測到一個斗拱時，探雷器突然鳴叫起來，現場頓時萬分緊張：按照設計圖，斗拱所在的地方並沒有任何金屬，難道有人搞破壞？拆開檢查才發現，原來是一把木工扁鏟被無意中遺留在了裡面，真是虛驚一場。
值得一提的是，對天安門重建一知半解的人群中，有個流傳甚廣的說法，說重建後的天安門『長高』了。閆樹軍解釋說，按照測量資料，新城樓的確比舊城樓『長高』了87公分，但也可以說沒有長高。
原來，中國傳統建築都是木結構，整個天安門城樓屋頂的重量都壓在樑柱結構上，又經過幾百年的風霜雨雪和幾次地震，城樓本身已經在積年累月的壓迫下變了形，從而使總體高度矮了一些。『這就好像人到了老年，會比年輕時矮幾公分一樣。』他說，這次重建，其實是考慮到木結構建築特有的規律，透過適當加大斗拱鬥口的尺寸，將天安門恢復到了幾百年前的原始高度。而在不瞭解內情的普通人看來，就會覺得重建後的天安門城樓似乎『長高』了。
1970年4月11日下午，周總理第一個登上了重建後的天安門城樓視察。於祥春至今記憶猶新，『總理從東馬道登上城樓，詳細聽了工程情況和彙報，然後從西馬道下來，還跟我們工人握手，說，「同志們辛苦了！你們用這麼短的時間，把天安門城樓建得這麼好，這在中國古建築史上確是個創舉……」』幾個月來一門心思都是把活兒幹好的工人們，人人興奮不已，高興得直呼『毛主席萬歲』。
十幾年後的1984年，天安門城樓再次修繕。經時任大陸國務院副總理萬里拍板，此次重建繪製的『西番蓮和璽』彩畫被改回了傳統的『金龍和璽』彩畫，天安門城樓的彩畫恢復了原有的歷史風貌。
到了1988年，因為一封市民來信，天安門城樓順應民意正式對外開放。時至今日，曾經神秘的天安門城樓，每天接待的遊客都絡繹不絕。而曾經被視為機密的天安門城樓重建往事，也成了當事人口中一段不同尋常的陳年故事。
1970年5月天安門城樓重建竣工後，部分設計人員與大木作師傅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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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舉世矚目的天安門廣場，在無數人的眼皮底下，天安門不為人知地涅槃重生。 直到今天，天安門的這次重建工程仍鮮為人知。
『消失』的天安門
站在天安門廣場上，以天安門城樓為背景——最標準的天安門留影構圖。記者眼前的這張照片就是如此，四個年輕人處在畫面中央，只是他們的身後，熟悉的天安門不見蹤跡，而是一座巨大的席棚。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閆樹軍收藏的天安門照片已有20000多張，卻對這張看不到天安門城樓的留影情有獨鍾，他說『這是40多年前天安門城樓重建工程留下的為數不多的老照片之一。』
按照天安門重建工程的工期推算，這張照片拍攝的時候，天安門應該剛剛拆除不久。照片中的四位年輕人不會想到，他們的這張照片，記錄了一個天安門廣場沒有天安門的瞬間。他們和絕大多數被那座席棚遮擋視線的人們一樣，只是把那種遮擋當成天安門的一次維護修繕。
殊不知，席棚之內正在進行的，是天安門整個拆除重建的巨大工程。那時的天安門，已經不是一次簡單的修繕就能維護好的了。
這張攝於1970年1月的黑白照片，是天安門紀念品收藏和研究專家閆樹軍最寶貝的照片之一。
到上世紀60年代，歷經幾百年風霜歲月和數次自然災害的天安門城樓，建築結構已嚴重損壞變形。參與當年天安門城樓重建工程的大木作師傅孫永林的回憶文章中有這麼一句話，讀來令人心驚：『1965年9月中旬的天安門檢測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我們在檢查中發現天安門城樓的明間西次間前圍金柱（此柱直徑1公尺、高12公尺）10公尺處柱髓心糟朽，直徑已達80公分……』
上世紀60年代初，孫永林就開始參加天安門城樓的例行安全檢查和加固維修工作。每年『五一』和『十一』之前，他都要提前一個月進駐天安門，4月30日和9月30日晚上再離開。
檢查過程中，孫永林還發現，天安門城樓的中脊檁居然多處使用了舊楊木材。這種木材材質非常差，連一般百姓的民房都不使用，為何卻出現在天安門城樓的要害部位？閆樹軍說，可能是清朝末年國力衰竭，國庫虛空，只好拿劣質木材用於修繕，也可能是當年負責修繕的工匠偷工減料……無論是何種原因，屋脊上的劣質楊木，都意味著極大的危險。
1966年3月，河北邢臺地區發生7.2級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地區，天安門城樓的損壞變形更甚，加劇了天安門城樓的危險程度。同一年，由於『文革』的發生，天安門城樓的使用頻率變得更高。工作人員不得不用更多的鐵箍、鋼材進行加固，以至於城樓內部負重累累，當時的一位技術人員直言：『加固用的鐵件之多，甚至超過了樓頂自身的重量。』
不間斷的小修小補已經無法根治『病體沉痾』的天安門城樓，一場徹底的大修迫在眉睫。為保證城樓安全使用，1969年，大陸國務院決定徹底拆除天安門城樓，在原址按照原規格和原建築形式重新修建一座天安門城樓，建築材料全部更新。
作為大陸最具象徵意義的建築，天安門一磚一瓦都關係重大，不能擅動，更何況是拆除重建。閆樹軍告訴記者，由於當時處於『文革』時期，而且中蘇關係也比較緊張，重建天安門城樓有特殊的政治意義，外人獲知天安門重建會做出怎樣的理解極為敏感。因而，天安門重建工程被定為『秘密翻建』。
為保證工程安全和機密，施工期間整個城樓被圍了個嚴嚴實實。於是，這段時間的天安門留影中，天安門城樓的位置都是一座巨大的席棚。天安門不為人知地『消失』了。
天安門大『體檢』時發現的炮彈洞。
三種翻修方案
和翻修建議一起提出的，還有天安門翻修的三種方案。
第一種方案是保持原有古建體形，保留紅色舊城台，全部使用木材對城樓進行徹底翻修，並對個別木構件進行加固；第二種是保留紅色舊城台，拆掉現有城樓，改為鋼筋混凝土結構重建；第三種則是將城樓和城台都拆掉，全部採用鋼筋混凝土結構重建，並在城台內部增設人防空間。
其實，無論按照哪個方案，天安門城樓的『翻修』都已經近乎『重建』。孫永林的回憶文章中就提到，1968年下半年，『由於舊天安門城樓存在著很多問題和隱患，大陸中央把翻修工程確定為重建工程。』
那麼，三種方案到底採用哪一個？閆樹軍介紹說，在當年『備戰備荒』的氛圍下，第三種方案『增設人防空間』的設計，一度吸引了決策者，但考慮到耐久、耐震、工期短、花錢少以及局部容易加固或修繕等因素，檢查小組集體傾向於第一種方案，該方案唯一的缺點是防火性能差。
1968年5月15日，北京市革委會正式向周恩來總理、李富春副總理、李先念副總理報送了《關於翻修天安門城樓的請示報告》，同時抄報給國家計委和建委。報告中明確『擬採用木結構進行翻修的方案』，即第一種方案。
報告還提出了相當樂觀的詳細施工計劃：1968年5月至9月，預制柱、枋、斗拱、門窗及琉璃瓦件和其他施工準備工作；1968年大陸國慶節後立即動工，拆除舊城樓、清理場地，11月至1969年4月，苫背掛瓦，『五一』節前拆除施工架並做好南面門臉的油漆彩畫，爭取不影響『五一』節使用；1969年5月至9月，做好內部及兩山後簷的油漆彩畫，建國二十周年大慶前全部竣工。
1969年的天安門留影。此時，重建天安門城樓的籌備工作已經展開。
工作人員沒想到，計劃建國二十周年大慶前竣工的工程，直到大慶後兩個月才真正開始動工。重建工程不得不推遲的原因，是13根大柱。
天安門城樓共需60根柱子，每根長度都要達到12公尺才能將整個木結構的城樓支撐起來。柱子最粗的直徑1公尺多，最小的也有0.6公尺，每根12公尺長，重7噸以上，一輛15噸卡車只能拉一根柱子。
其中，13根大柱一直無法到位。這些大柱的底部直徑有93公分，上部直徑是84公分。這還是成品，原木的直徑至少要1公尺多。這樣大規格的木料，當時大陸國內不生產，必須從國外進口。
『本來大家還希望外貿部能與國外聯繫解決，但誰也沒想到國外回覆說，這13根木料當年解決不了。』早已退休的楊賀林回憶說，這就徹底斷絕了1968年開工重建的可能性，『國外的木材坐船到大陸就得3個月，到了還得烘乾木材、做防腐處理，根本來不及。』
重建工程陷入了困境。在1968年9月22日指揮部辦公室致時任北京市革委會工交城建組組長杜春永的緊急報告上，可以看到杜春永焦慮的批示：『時間的確很緊。如抓緊還可施工，如再抓不緊，只好推遲到20大慶以後幹了。』
可惜，缺乏關鍵部件的原料，工作人員再著急也無可奈何。大陸國慶節後的10月11日，《關於推遲天安門城樓翻修工程的報告》被報送至中央，重建工程正式被推遲至1969年大陸國慶節後。
城樓上拆出個寶盒
木工連的工人們需要啃的第一塊硬骨頭，是拆除舊城樓。今天的建築業中，各種機械設備輪番上陣，拆樓恐怕是最容易的一個環節。但在當年，要『原樣不動，尺寸不變』地重新修建一座天安門城樓，拆樓就不能只是簡單地推倒，而是要在拆除的過程中搞清楚城樓的每個結構細節。
那個年代修建一座完整古建築的機會太少。許多在古建行業忙活了一生的老師傅，主要的工作也就是修修補補，幾乎從未有過參與乃至主持類似大工程的經驗。作為負責天安門城樓重建工程木結構施工的大木作，當年才44歲的孫永林面對這個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又慶幸又發愁：慶幸的是，機會難得；發愁的是，沒有人說得清天安門城樓究竟是由多少塊木料組成的，只知道城樓上的斗拱、檁、梁互相咬合，上下壘疊，環環緊扣，嚴絲合縫，如此龐大的木結構中，沒有一顆釘子，完全依靠卯榫組合起來。
這麼複雜的工藝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施工人員用塔吊先將城樓西南的一個整角吊起來，拉到中山公園水榭北側，每拆一塊木料，就在旁邊按原樣碼好，可拆完了，就是碼不出原樣。後來，還是一位古建專家說，拆下來的木料雖然次序是對的，但可能有的木料前後左右的方向不對。於是，施工人員又把拆下的每一塊木料都按順序編號，在每一塊木料上都寫清內、外、上、下、左、右，然後畫草圖，並請來新華社的攝影記者錢嗣傑現場拍攝了上千張照片。最後，根據草圖和照片把拆卸的木料反反覆複按原樣碼了幾遍，才算徹底弄明白。因為城樓是完全對稱的，搞明白了一個角的內在結構，整個樓就不難明白了。
真正動手拆除舊城樓就很順利了。參與天安門城樓重建繪圖測繪的設計師孫仁先，曾在接受採訪時回憶，1969年12月底，『整個城樓已基本拆完，只剩下一根立柱孤零零地矗立著。』當時，為了更準確地得到天安門城樓的有關資料，他特意登上與天安門城樓構造幾乎完全一致的端門城樓，在古建老師傅的幫助下，對重要部件細心查看，逐一實測。
而在負責拆除舊城樓的木工連副連長、北京建工五建集團退休職工葉容溪記憶中，最難忘的卻是城樓上拆出的寶盒。
『寶盒就在天安門屋脊上的最中間，我拆到那兒就取下來了，交給了指揮部副主任吳金鐵。』葉容溪回憶說，盒子已經爛成一塊一塊的了，不知道是不是金絲楠木，但裡頭的元寶記得很清楚，光澤不是那麼亮，乍一看還以為是個『銅疙瘩』，『銅疙瘩』旁邊還有三四塊像石頭似的東西。後來，經過專家鑑定，『銅疙瘩』確確實實是個金元寶，而那些石頭狀的東西，是朱砂和五彩糧。
閆樹軍告訴記者，根據明清史籍記載，盒子裡的東西應該是古代的所謂『鎮樓之寶』，裡面的金元寶、五彩糧和朱砂，則是古人用來闢邪之物。幾個月後，城樓建成時，原來寶盒的位置，被放進了一塊漢白玉石，上面豎向刻著『1970年1-3月重建』的字樣。這塊藏進屋脊內的漢白玉石，也成了新中國重建天安門城樓的一個歷史見證。
木料
按照重建工程『建築材料全部更新』、重建城樓壽命要達到1000年的要求，城樓所需的全部新做的柱、梁等均要用整體木材，且必須使用楠木、柚木、黃柏或者進口色皮等優質木料，所有加工好的木構件都要進行防腐、防蟲、防火的化學處理。
在1968年重建天安門的請示報告中，初步估計需要的木材就得2000立方公尺，實際施工中，這個數字只多不少。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大陸物資並不富裕，這麼多的木料都從哪兒來？
工作人員真是費盡了心思，當時正在拆除的西直門等城樓就一度被重建工程盯上了。他們打算將拆下來的木材『廢物利用』，用來修天安門，孫永林、葉容溪還被派去了拆除西直門的現場。沒想到，拆到西直門箭樓時，拆出了八百年前元代修建的甕城城門，只好停工進行考古發掘。等到考古工作者好不容易做完了該做的工作，工作人員才接著拆城樓。結果，拆下來的木料雖有一些上好的金絲楠木，無奈尺寸太小，根本沒辦法二次利用。
後來施工時，倒是此前東直門拆下來的一些楠木派上了用場，被改做天安門城樓的斗拱和門窗。從天壇調來的黃柏木強度受力好，派做了斗拱大坐鬥。
據楊賀林介紹，施工接近尾聲時，又發現還差幾百根椽子的木料。這時再從國外進口肯定來不及，還好在海南發現了可用的木料。只是，如果按照正常時間運輸，起碼也得半個月，最後還是透過總參跟海南軍區溝通，才臨時加急，特批了兩列火車，幾天之內就把天安門城樓重建所需的最後一批木料運到了北京。
重建所需的大部分木材，還是依靠從非洲進口。這種木材似紅木，質堅，顏色為紅或黃，遇火不著，只冒煙。做了一輩子木工的孫永林說，從沒用過這麼好的木料。
儘管重建工程已經比最初的建議推遲了一年多，但工程時間依然很緊張。一般來說，新木料必須乾燥之後，才可以用於建築，但因為時間短，進口的新木料運到負責木材加工的青年路木材廠時，含水率還基本都是飽和的。據孫永林回憶，做柱子用的大圓木拉進暖和的工棚時，含水量很高的木頭慢慢解了凍，很快就變得濕漉漉，甚至還會往外冒水。
這樣的木料無法直接利用，最大的問題是沒法上漆。漆會把水分鎖在木料裡，造成內部朽爛。水汽往外蒸發，又會把木材表面的漆頂起鼓包，造成漆皮剝落。疙疙瘩瘩、漆面斑駁的柱子當然不能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
怎樣才能讓木料快速降低含水量？有人提出，可以在1公尺直徑的大圓木上，順著立紋鑽一個直徑10公分左右的通眼，以便木料內的水分更快散發出去。說幹就幹，工作人員開始嘗試打眼，可是，一根柱子長12公尺，打一個眼就得好幾天，再等它自然風幹，時間進度絕對趕不上工期。
最後的解決辦法是，沒有幹透的木料先加工成柱子，用在了天安門城樓上。這些柱子的外面被穿上一層三合板外衣。三合板與柱子之間留出幾公分的空間，能有空氣流動，讓柱子慢慢乾燥。紅彤彤的大漆是刷在三合板上的。
靠著木工和漆工精湛的手藝，三合板做成的大柱表面光潔圓潤，和原木一般無二。直到幾年後，大柱完全幹透了，這些三合板外衣才被脫下。
1970年『五一』，一家人在天安門前留影。她們身後是剛剛重建的天安門城樓。
有人建議畫上工農兵
天安門重建不僅僅是一座城樓的重建，有太多工程之外的因素、細節需要細緻入微地把握。技術上的難題，這些大陸最出色的工匠們都有辦法解決，但有些環節，看似細微，卻需要中央定奪。
城樓正脊兩端的大吻原來是龍的形狀，有人認為，『仙人走獸』裝飾和城樓上的『金龍和璽』彩畫都是『四舊』，屬於封建內容，天安門既然重建，就應該具有新的革命意義，提出用葵花和延安寶塔等取代龍。
在1968年的檔案文件中，有天安門城樓正脊兩端的制高點『擬採用延安圖案』的意見，與延安圖案同時提出的，還有『工農兵』『萬年青』『井岡山』等備選圖形。
兩種意見爭執不下，只好上報周總理。周總理看完報告後說，『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徵，可以搞龍的嘛』，並在報告上批示：天安門彩畫整體用樸素的『西番蓮和璽』，勾頭等小型琉璃瓦件可用向日葵圖案，其餘一切照舊。正脊兩端制高點上的龍吻這才得以保留至今。不過，『西番蓮和璽』彩畫和簷頭琉璃瓦上的向日葵圖案，還是給城樓留下了歷史的特殊印記。
天安門重建後琉璃瓦上的向日葵圖案，一直保留至今。
『長高』的新城樓
無論是原料，還是施工條件，天安門城樓的重建可謂困難重重，然而，自1969年12月15日正式開工，到1970年4月初竣工，重建工程只用了112天。更難得的是，如此短的施工時間內，重建的天安門城樓不僅完全保留了原有的外形、尺寸和結構布局，而且按照9級抗震能力設防。
除重建城樓外，還有東西卷棚和城台加高、女兒牆減薄、標語板更換、電梯安裝等附屬工程，同時還增設了供電照明、上下水、熱力暖氣、電話、電視廣播、新聞攝影等現代化設施。
熟悉天安門城樓的人們可能會發現，天安門城樓東西兩側，各有一間小耳房，精緻小巧，對稱於大殿兩側，又與整個城樓融為一體。這兩間小耳房實際是電梯間，西側的電梯安裝於1952年，東側的電梯就是此次重建期間新修建的。
閆樹軍介紹說，整個工程涉及了大陸全國21個省市的216個部門，施工高峰時期有2700多人同時參與各項建設。現場施工一步緊接一步，一環緊扣一環，速度之快，質量之高，在當時確屬罕見。重建工程竣工後，經國家驗收全部合格。
不過，驗收時發生的一個小插曲，還是讓指揮部嚇出了一身冷汗。1970年4月，指揮部成立了檢查小組，用探雷器檢測驗收，測到一個斗拱時，探雷器突然鳴叫起來，現場頓時萬分緊張：按照設計圖，斗拱所在的地方並沒有任何金屬，難道有人搞破壞？拆開檢查才發現，原來是一把木工扁鏟被無意中遺留在了裡面，真是虛驚一場。
值得一提的是，對天安門重建一知半解的人群中，有個流傳甚廣的說法，說重建後的天安門『長高』了。閆樹軍解釋說，按照測量資料，新城樓的確比舊城樓『長高』了87公分，但也可以說沒有長高。
原來，中國傳統建築都是木結構，整個天安門城樓屋頂的重量都壓在樑柱結構上，又經過幾百年的風霜雨雪和幾次地震，城樓本身已經在積年累月的壓迫下變了形，從而使總體高度矮了一些。『這就好像人到了老年，會比年輕時矮幾公分一樣。』他說，這次重建，其實是考慮到木結構建築特有的規律，透過適當加大斗拱鬥口的尺寸，將天安門恢復到了幾百年前的原始高度。而在不瞭解內情的普通人看來，就會覺得重建後的天安門城樓似乎『長高』了。
1970年4月11日下午，周總理第一個登上了重建後的天安門城樓視察。於祥春至今記憶猶新，『總理從東馬道登上城樓，詳細聽了工程情況和彙報，然後從西馬道下來，還跟我們工人握手，說，「同志們辛苦了！你們用這麼短的時間，把天安門城樓建得這麼好，這在中國古建築史上確是個創舉……」』幾個月來一門心思都是把活兒幹好的工人們，人人興奮不已，高興得直呼『毛主席萬歲』。
十幾年後的1984年，天安門城樓再次修繕。經時任大陸國務院副總理萬里拍板，此次重建繪製的『西番蓮和璽』彩畫被改回了傳統的『金龍和璽』彩畫，天安門城樓的彩畫恢復了原有的歷史風貌。
到了1988年，因為一封市民來信，天安門城樓順應民意正式對外開放。時至今日，曾經神秘的天安門城樓，每天接待的遊客都絡繹不絕。而曾經被視為機密的天安門城樓重建往事，也成了當事人口中一段不同尋常的陳年故事。
1970年5月天安門城樓重建竣工後，部分設計人員與大木作師傅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