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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依照憲政精神，司法必須是獨立且不受黨派、政治立場等因素的影響。因此，在民國三十六年施行的原始版本憲法裡，大法官雖然是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但大法官卻是終身職，目的在於擺脫政治因素影響司法的判斷。
不過隨著1997年的第四次修憲，將大法官由終身職改為八年任期，2000年第六次修憲將司法院人事案同意權交由立法院後，司法院的獨立地位在憲法上就出現了破綻。
首先，由於大法官任期僅有八年，因此提名大法官的總統，就對大法官有著傳統意義上的「知遇之恩」、「提拔之情」，也因為總統並非「超出黨派以外」，因此大法官能否「超出黨派以外」且「依據法律獨立審判」，就仰賴大法官個人的道德操守及法律精神了。
其次，也因為大法官是任期制，因此，隨著政黨輪替，執政者都希望能夠提名大法官，俾便將政治影響力伸進司法，所謂司法的獨立性，就更仰賴大法官個人的操守及法律素養。但問題來了，民主國家之所以要用「法治」取代「人治」，不正是希望透過制度去避免人性受到各種考驗嗎？現行的憲政制度，又是否足以讓大法官不受考驗呢？
再者，依憲法增修條文，司法院大法官擁有彈劾正副總統的職權，但全國僅有十五人的大法官，其產生卻是仰賴總統的提名。這樣的權力、義務的搭配，又怎麼可能讓人性不受考驗？
回歸到時事上，呂太郎大法官說自己是以「前司法院祕書長」的身分去說明司改的狀況，當天無關大法官職權，因此說自己「我心坦蕩蕩，我行方正正」。在此，我們當然願意相信呂大法官的操守與素養，但人們常說「換了個位置，就換了腦袋」，如今的爭議，不正是因為呂大法官「瓜田納履、李下整冠」嗎？
制度的設計，從來是不相信人性的，事實是，台灣現行的憲政制度，並不足以讓司法「超出黨派以外，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