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一家子兒咕咕叫》於頒獎典禮前一天，於全台上映；筆者於頒獎典禮隔日清晨早場，在院線觀賞本片。這不是一部容易觀看的電影、不是「一般台灣商業電影」，或者這是詹導所言「看一些新鮮的」的意思，整部片宛若沒有「和解」和煦陽光的《陽光普照》，而兩部片共享了「消失」這個設定。
整部電影的第三幕，透過一個沉迷違法地下賽鴿賭博男人與一個「闖入家庭的外人」的家庭悲劇，可說是完整演繹了一齣典型「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台灣鄉土宿命哀歌。電影的「第三幕」與一般寫實家庭電影的套路不同，以反高潮方式處理，片尾近一小時悲劇不斷繼續，其中還包含一場男主角直接脅迫妻子性交（但以女主角臉部特寫帶過）的強暴戲作為轉折。
或許，這部片中「鴿子」從頭到尾說的就是「電影」—這樣的想法不時在筆者的觀影過程中浮現。新聞與法律系出身的詹京霖，首部長篇作品為「中視自製電影」《川流之島》，承製方為《紅衣小女孩》「瀚草影視」，在詹導演的描述中，該片只花了兩百三十五萬。然而，《川流之島》以低預算、低調、完整的表演與故事，打動了金馬影展評審，幾乎是近年少數以電視電影之姿，闖入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入圍名單的導演，更入圍了中國「西寧First影展」，當年主席、金馬最佳導演婁燁，更對片中鄭人碩的表演讚譽有加。
「時間照輪也要輪到一次我贏吧。」
這句話是《一家子兒咕咕叫》片中男主角阿欽師台詞，或許，這個影展體驗，本來有機會成為詹導演生涯的「去對岸」的敲門磚，但他留下了。詹導演是否如阿欽一樣被業界視為「師傅」呢？詹導演，籌備了《一家子兒咕咕叫》五年期間，任教於世新大學，作品也因為成本提升，將當年的粗糙、破碎運境，以平順、樸實、滿足戲院規格的影像取代。而《一家子兒咕咕叫》也在這五年時間經歷疫情、順利拿下了「台北市電影委員會拍片補助」、「台中拍電影補助」、「高雄人」、「文化部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等機構補助。
《一家子兒咕咕叫》字卡感性說：「賽鴿是賭誰先回家的遊戲。」詹京霖是否有「離家」籌拍未果的電影筆者不得而知。但金馬獎最佳影片證明，「家人」、觀眾，一直都在。從《川流之島》到《一家子兒咕咕叫》，導演都用強迫性的「性」作為角色留住他人的武器，援交、強暴，這些可能是社會「寫實」的一部分，導演選擇用電影史眾多手法中，最為直擊的方式處理「性」。
阿欽師選擇留在台灣是不是為了贖罪？為了等「走失」的兒子，兒子走失那天他賭輸、鬧了一場，老婆忙著善後一時無暇。該回來的人沒回來，來的是一那隻當年害他賠錢的鴿子，鴿子跟漢內克《愛•慕》一樣象徵著靈魂的來去嗎？隨著鴿子闖入，與阿欽師女兒有男女關係的「鴿子綁票集團」成員，也因緣際會住進了家裡。阿欽師繼續賭，繼續賭輸。闖進的人，來了又走。
「賭贏了，兒子會回來嗎？」
這是電影女主角阿敏的台詞。電影外，這部片讓人「沮喪」第三幕，這個賭博贏了大獎。贏了，然後呢？「男性的悲哀」到底可以去哪裡？《一家子兒咕咕叫》的主角有沒有反省或懊悔呢？導演留了懸念給觀眾。這樣的做法若不能讓觀眾從中「反思」，這樣的「反高潮」操作還有效嗎？或許，要問一部電影能為「現實」做些什麼之前，可能得先觀察這部電影抓不抓得住觀眾。倘若，《一家子兒咕咕叫》真的與「一般台灣商業電影」迥然不同，其實這樣低沉哀慟、以悲劇收尾的家庭電影就算不是少見，也絕非新鮮；在台灣新電影傳統上，《戲夢人生》早已有過類似的「第三幕」反高潮處理方式。
「新鮮感」可能只有獎項加持，可以號召對「不有趣」、「沒有快樂結局的電影」有好奇的潛在觀眾。但，若不能召喚如片中描繪的「直男癌」觀眾進場，這部中年直男導演「直男癌」悲哀末日，會不會真的從戲裡到戲外，只是得了獎，淪為「社會關懷者」的自我取暖，卻與觀眾脫節了呢？於是門外的「政治」，還是走不進觀眾的「門內」。在本片討論稀薄的現在，這個問題或許只能留待票房檢驗了。
詹導演承諾的這種「別的」的影像美學，是不是只有在台灣獨樹一格呢？這或許又是另外一個懸念，本片還沒有於國際影展首映，若無法出國得獎，是不是又是電影劇情的另一個現實投射，我們還是「出不去」呢？
天母出生，現居三重的詹京霖導演，亦曾在訪談中提到自己與底層的生疏。對在地文化的生疏感，仍蔓延《一家子兒咕咕叫》全片。片末使用了一首客語歌曲搭配「魔幻寫實」黃昏作為這部發生在後庄的故事收尾。由於全片對客家文化的著墨較少，不知道這是否是謳歌高雄在地客家文化。這個發生在高雄的賽鴿家庭故事，理應有更多賽鴿文化中競爭、摩擦的細節，然而同儕全淪為解釋新聞事實的功能性角色，至少與筆者聽聞親人養鴿的故事相比薄弱許多。
●作者：沈怡昕／影評人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今日廣場》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文章歡迎寄至：opinion@nownew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