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與柬埔寨邊境軍事衝突的再度升高，已不只是單純的主權或安全事件，而是一場典型由國內政治壓力所驅動的「轉移衝突」。當兩國政府同時面臨治理失靈、政治動員或政權合法性挑戰，對外衝突便成為轉移焦點、凝聚支持的工具。正因如此，這場戰事並非偶發升級，而是具備反覆升溫的內生動力。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泰柬衝突被視為東協成立58年來，成員國之間最嚴重的一次國與國武裝衝突。它不僅考驗東協避免成員國相互動武的核心承諾，也迫使東協重新面對：在大國競逐加劇的環境中，東協是否仍能維持處理區域安全議題的主導權。
一、東協史上最嚴重的內部衝突自1967年成立以來，東協始終以「內部不戰」做為最重要的制度成果之一
即便存在邊界爭議與政治歧見，成員國間大多將衝突控制在低烈度層次。然而，泰柬此次衝突不僅涉及火箭攻擊、地雷、空襲、砲擊與裝甲部隊，且戰事多次升級，造成大量平民撤離與跨境經濟衝擊。其性質已遠超過以往零星摩擦，對「東協和平共同體」構成實質挑戰。更關鍵的是，當衝突與內政動員深度綁定，外部調停的難度也隨之上升。
二、大國調停的侷限
美國關稅外交與中國介入的邊界去年7月底，美國總統川普以關稅做為槓桿，迫使泰國與柬埔寨停火。當時，兩國面臨36%與49%的對等關稅壓力，在經濟現實考量下選擇降溫，並於10月26日在吉隆坡簽署和平協議。但12月7日戰火再起，已清楚顯示這類「經濟脅迫型調停」只能止血，卻難以止戰。當衝突本身已被內政化，讓步的政治成本往往高於關稅衝擊，外部壓力的邊際效用便會迅速下降。近期，美國與中國均加強各自的斡旋嘗試。美國國務卿魯比歐就泰柬雙方通話，呼籲回到停火協議並重啟對話；中國則派遣亞洲事務特使訪問柬埔寨進行接觸，重申願為和平推動對話提供建設性支持。這兩方雖然各自擁有影響力，但仍未能阻止衝突擴大。 這也反映一項重要現實：當衝突被兩國政權用於內部動員時，讓步的政治成本往往高於外部壓力帶來的經濟或政治利益，大國的施壓與誘因在此種情況下並不足以改變決策者的行為。
三、東協機制與「東協模式」的機會面對這場挑戰，東協體系中的集體行動仍是最具實際潛力的途徑。
東協長期以來秉持的「東協模式」（ASEAN Way），強調共識決策、不公開施壓與不干涉原則，在處理成員國間衝突時有其獨特的穩定功能。雖然傳統上遭批評效率不彰，但在高度敏感且涉及國內政治的衝突中，低調斡旋與循序推進，反而有助於避免進一步激化民族主義情緒。與此相對的，是「東協中心性」（ASEAN Centrality）的理念：區域事務應由東協主導，而不是被外部力量主導。
要維護這一中心性，東協不能僅依靠象徵性聲明，而需在實務上，逐步建構跨層次與常態性協調機制，這正是目前進展中的重點。截至本週，泰國與柬埔寨已正式同意部署由東協觀察員組成的觀察團，做為降溫與停火機制的一部份，這是東協介入的具體行動，觀察團由多國官員派遣，配合即將於12月22日在吉隆坡舉行的「東協外長特別會議」，旨在監控衝突區停火與評估局勢。
四、區域集體行動的重點方向
此次由馬來西亞輪值主席主導的外交進程，展現東協在面對成員國衝突時的主動性與責任感，並具體落實「中心性」。
實際上，東協機制的介入已從以下三個方向展開：
第一、輪值主席國主導的「多層次穿梭外交」：
現任輪值主席國馬來西亞首相安華、明（2026）年輪值主席國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進行領袖、外交與軍事層級的密集接觸，維持各方溝通渠道暢通。這種低調但持續的外交努力，是東協模式的有效斡旋策略。
第二、東協觀察團與評估機制：
就在泰柬雙方同意部署觀察團後，東協首次在類似衝突中派遣現場監測小組，這標誌著區域機制從象徵性聲明走向實務操作。
第三、鼓勵現場停火與程序性對話：
東協會議的核心議程，是促使泰柬雙方同意在前線停火、建立可信的軍事溝通渠道，避免錯誤判斷或意外升級。如能在本次外長會議上達成共識，將為後續正式和平談判奠定基礎。
五、結語：
和平是動態的多方協作過程泰柬衝突顯示：和平並不僅僅來自一次協議或外交文件，而是一個持續危機管理的過程。大國施壓無法替代區域機制的主導角色，而東協憑藉其制度優勢和歷史累積，在此種高敏感度、涉及政權正當性與國內政治壓力的衝突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調解價值。對東協而言，這是一場關乎體制存在意義的考驗。若能成功引導這場衝突降溫，東協中心性將不只是口號，而是一套仍具實質影響力的區域治理模式。
●作者：陳佩修／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終身特聘教授、、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曾任職外交部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今日廣場》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文章歡迎寄至：opinion@no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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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存在邊界爭議與政治歧見，成員國間大多將衝突控制在低烈度層次。然而，泰柬此次衝突不僅涉及火箭攻擊、地雷、空襲、砲擊與裝甲部隊，且戰事多次升級，造成大量平民撤離與跨境經濟衝擊。其性質已遠超過以往零星摩擦，對「東協和平共同體」構成實質挑戰。更關鍵的是，當衝突與內政動員深度綁定，外部調停的難度也隨之上升。
二、大國調停的侷限
美國關稅外交與中國介入的邊界去年7月底，美國總統川普以關稅做為槓桿，迫使泰國與柬埔寨停火。當時，兩國面臨36%與49%的對等關稅壓力，在經濟現實考量下選擇降溫，並於10月26日在吉隆坡簽署和平協議。但12月7日戰火再起，已清楚顯示這類「經濟脅迫型調停」只能止血，卻難以止戰。當衝突本身已被內政化，讓步的政治成本往往高於關稅衝擊，外部壓力的邊際效用便會迅速下降。近期，美國與中國均加強各自的斡旋嘗試。美國國務卿魯比歐就泰柬雙方通話，呼籲回到停火協議並重啟對話；中國則派遣亞洲事務特使訪問柬埔寨進行接觸，重申願為和平推動對話提供建設性支持。這兩方雖然各自擁有影響力，但仍未能阻止衝突擴大。 這也反映一項重要現實：當衝突被兩國政權用於內部動員時，讓步的政治成本往往高於外部壓力帶來的經濟或政治利益，大國的施壓與誘因在此種情況下並不足以改變決策者的行為。
三、東協機制與「東協模式」的機會面對這場挑戰，東協體系中的集體行動仍是最具實際潛力的途徑。
東協長期以來秉持的「東協模式」（ASEAN Way），強調共識決策、不公開施壓與不干涉原則，在處理成員國間衝突時有其獨特的穩定功能。雖然傳統上遭批評效率不彰，但在高度敏感且涉及國內政治的衝突中，低調斡旋與循序推進，反而有助於避免進一步激化民族主義情緒。與此相對的，是「東協中心性」（ASEAN Centrality）的理念：區域事務應由東協主導，而不是被外部力量主導。
要維護這一中心性，東協不能僅依靠象徵性聲明，而需在實務上，逐步建構跨層次與常態性協調機制，這正是目前進展中的重點。截至本週，泰國與柬埔寨已正式同意部署由東協觀察員組成的觀察團，做為降溫與停火機制的一部份，這是東協介入的具體行動，觀察團由多國官員派遣，配合即將於12月22日在吉隆坡舉行的「東協外長特別會議」，旨在監控衝突區停火與評估局勢。
四、區域集體行動的重點方向
此次由馬來西亞輪值主席主導的外交進程，展現東協在面對成員國衝突時的主動性與責任感，並具體落實「中心性」。
實際上，東協機制的介入已從以下三個方向展開：
第一、輪值主席國主導的「多層次穿梭外交」：
現任輪值主席國馬來西亞首相安華、明（2026）年輪值主席國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進行領袖、外交與軍事層級的密集接觸，維持各方溝通渠道暢通。這種低調但持續的外交努力，是東協模式的有效斡旋策略。
第二、東協觀察團與評估機制：
就在泰柬雙方同意部署觀察團後，東協首次在類似衝突中派遣現場監測小組，這標誌著區域機制從象徵性聲明走向實務操作。
第三、鼓勵現場停火與程序性對話：
東協會議的核心議程，是促使泰柬雙方同意在前線停火、建立可信的軍事溝通渠道，避免錯誤判斷或意外升級。如能在本次外長會議上達成共識，將為後續正式和平談判奠定基礎。
五、結語：
和平是動態的多方協作過程泰柬衝突顯示：和平並不僅僅來自一次協議或外交文件，而是一個持續危機管理的過程。大國施壓無法替代區域機制的主導角色，而東協憑藉其制度優勢和歷史累積，在此種高敏感度、涉及政權正當性與國內政治壓力的衝突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調解價值。對東協而言，這是一場關乎體制存在意義的考驗。若能成功引導這場衝突降溫，東協中心性將不只是口號，而是一套仍具實質影響力的區域治理模式。
●作者：陳佩修／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終身特聘教授、、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曾任職外交部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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