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正在進行中，川普是否出手被全球關注。但不論川普是否出手？這個死局恐怕都很難善了。其實這次革命的發展歷程，值得政治學者們日後深入的復盤研究，因為這涉及了很多政治運作中基本概念的矛盾衝突，其中之一就是「有效性」與「合法性」的辯證。
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曾與杜威 (John Dewey) 辯論過民主的「有效性」 (effectiveness) 和政府的「合法性」 (legitimacy) 問題。前者強調有效性，偏愛專家治國，傾向現實主義；後者強調合法性，認為人民參與提供了民主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失去合法性，也就不可能執行政策，於是也就無法產出有效性，比較帶有理想色彩。這些辯論雖然產生於一百多年前，但從未過時，從台灣立法與行政間的衝突，到川普「唐羅主義」是否違反國際法？再到伊朗神權統治五十年，為何三週前一場罷市，一夕之間演成大批民眾上街頭推翻政權，連清真寺都燒了一百多座？有效性與合法性之間的矛盾衝突，是一個永恆的難題。
「有效性」說得俗一點，就是讓大多數人賺到錢，日子過得更好，至少活得下去。問題是，「均富」永遠只是一種理想，甚至只是口號，「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產生了階級不平等，甚至追求公平正義，卻搞成「均貧」，才是常見的現實。「財富向下滲透」理論，常常是資本家與有錢人的遮羞布，「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則是穩定政權發展的必然路徑。由於資源永遠有限，「有效性」概念的實踐過程中，第一個問題就是「誰得利？」分配永遠不可能公平，普發一萬，上層有錢人只會視為零用錢或紅包，中下階層卻會視為救命錢。台積電大漲，也只有買了台積電股票的人得利，其他人只能看著流口水。GDP等經濟數據對大多數上班族來說，是個無感的數字，畢竟GDP成長率5%，我的薪水並沒有隨之調高5%，反而是物價上漲了3%。尤其當有錢人變得太有錢，玩起資本遊戲，賺來的錢多半拿去投資股票、房地產等資本商品，而不是給員工加薪，財富向下滲透的比例，愈來愈像台積電的晶片製程，趨近於10的負9次方，結果是有效性施政的實質紅利，只在少數人之間分享。而有錢人的上流社會圈子，又有先天的階級「鄙視性」，於是社會不滿日漸累積，等待時機爆發。
所以，「有效性」是一個很難界定與計算的指標，但反過來，「無效性」卻是個很容易觀察與操作的反指標。貧富差距有「吉尼係數」，房價高低可以看「房價所得比」，ALICE線(Asset Limited, Income Constrained, Employed)或「斬殺線」可以看到有工作但不足以負擔生活所需的人口數量，例如ALICE涵蓋了美國約29%的人口和42%的家庭，政府可以據以制定應對政策。也就是說，若干左派敘事雖然常讓人顏面無光，卻很好計算與操作。套個邏輯巧辯，「減少無效性就等於增加有效性」，很容易就弄出一套激勵基層人心的福利政策，於是在政策制定中非常好用。
「合法性」思維走的是另一條路徑。是企圖在法律工具的框架內，用決策程序創造出一種「我的意見也有決策影響力」的機制，讓更多人的不滿或意見，透過議事程序形成政策，結果可能多是「不滿意但可接受」，「不能接受也還可以忍受」的政策，讓人們還願意等待下一次修正。但是，「合法性」邏輯忽略了一個基本現實，即「法律只屬於那些懂法律的人」，更慘的是，「法律只屬於那些有權制定法律與解釋法律的人」，於是良法美意，通常活不過三、五年，日子一久，便有聰明宵小鑽出法律漏洞，土豪劣紳團團伙伙把持了法律制定與法律解釋，甚至法律判決，於是形成了一種「以合法掩護非法」的新常態。在這種運作型態中，道理不見了，道德消失了，公義跟口水差不多價值，反正上層社會統治階層，說這合法就合法，說你有罪就有罪，法律變成酒店小姐的晚禮服，隨意可任人穿透，還可一秒穿脫。台灣的立法院如此，國際法的世界如此，邪惡軸心那幾個獨裁國家也是如此。紅二代與伊朗的教士集團和革命衛隊，不正是靠合法性壟斷全社會大半資源的？
但合法性的統治邏輯也有其極限，伊朗就是血淋淋的例子。首先，你吃肉我喝湯是起碼的，還是得有水讓韭菜長出來才能割，壟斷到變沙漠，所有人都沒戲了。其次，合法統治的核心是控制與秩序，但維持秩序是需要龐大成本的。就算你是個籃球國手，一隻手抓著球能抓多久？抓不住就得兩隻手抓，那你還有那隻手可以打電腦接電話？那就在球上打幾個洞來掛著！好喔！當場籃球變成保齡球，只能滾動不能彈跳了。這就是維穩經費高於一切，必然扼殺經濟活力的鐵則。再次，合法統治永遠只能是短期措施，如果合法統治無法繼續創造更好的經濟成果，那就一點價值都沒有。用馬斯洛的需求階層論來說，當肚子餓到活不下去時，連自身安全都不太想顧了，誰管你愛與歸屬？誰還有力氣崇敬阿拉天主？所以，合法性最後還是得回到有效性，同樣是六四式對民眾開槍鎮壓，為什麼1989年老共壓得下去，而現在伊朗神權看起來壓不下去？因為當年還在改革開放，人們還有個奔頭希望，但現在伊朗完全沒有希望。
也就是說，李普曼的理論在這一局中佔了上風，且得到驗證。有效性的失敗，會從根本動搖合法性，甚至導致政權的崩潰。政治主要的議論，應該集中於提高施政有效性，而不是在合法性辯論泥沼中，犧牲有效性方案。反過來說，脫出合法性辯論泥沼的最好作法，不是逐字逐句的咬文嚼字，而是創造一個有效解決陳年老案的有效性解決，而且要足夠醒目，才能拉開差距，讓所有合法性質疑即使再政治正確，也看來如此蒼白無力。川普逮住馬杜羅之後，他就不必再管什麼合不合國際法的議論，你不能認同？來啊！咬我啊！你不知道「咬」字拆開怎麼唸嗎？
伊朗的神權統治在這次革命中，即使沒有轟然倒台，也已搖搖欲墜，不死也殘，丟了半條命。這是合法性統治，無法取代有效性政策的經典案例。而逮捕馬杜羅，則是一個漂亮的有效性行動，足以蓋掉無窮無盡合法性辯論的反向例證。合法性是太平盛世的治理工具，偏偏我們現在身處一個亂世，需要的是殺伐果決，是有效的解決方案。至於是否合法？那就讓刀劍來為神明作出裁決。
●作者：吳崑玉／專欄作家、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今日廣場》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文章歡迎寄： opinion@nownews.com
我是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有效性」說得俗一點，就是讓大多數人賺到錢，日子過得更好，至少活得下去。問題是，「均富」永遠只是一種理想，甚至只是口號，「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產生了階級不平等，甚至追求公平正義，卻搞成「均貧」，才是常見的現實。「財富向下滲透」理論，常常是資本家與有錢人的遮羞布，「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則是穩定政權發展的必然路徑。由於資源永遠有限，「有效性」概念的實踐過程中，第一個問題就是「誰得利？」分配永遠不可能公平，普發一萬，上層有錢人只會視為零用錢或紅包，中下階層卻會視為救命錢。台積電大漲，也只有買了台積電股票的人得利，其他人只能看著流口水。GDP等經濟數據對大多數上班族來說，是個無感的數字，畢竟GDP成長率5%，我的薪水並沒有隨之調高5%，反而是物價上漲了3%。尤其當有錢人變得太有錢，玩起資本遊戲，賺來的錢多半拿去投資股票、房地產等資本商品，而不是給員工加薪，財富向下滲透的比例，愈來愈像台積電的晶片製程，趨近於10的負9次方，結果是有效性施政的實質紅利，只在少數人之間分享。而有錢人的上流社會圈子，又有先天的階級「鄙視性」，於是社會不滿日漸累積，等待時機爆發。
所以，「有效性」是一個很難界定與計算的指標，但反過來，「無效性」卻是個很容易觀察與操作的反指標。貧富差距有「吉尼係數」，房價高低可以看「房價所得比」，ALICE線(Asset Limited, Income Constrained, Employed)或「斬殺線」可以看到有工作但不足以負擔生活所需的人口數量，例如ALICE涵蓋了美國約29%的人口和42%的家庭，政府可以據以制定應對政策。也就是說，若干左派敘事雖然常讓人顏面無光，卻很好計算與操作。套個邏輯巧辯，「減少無效性就等於增加有效性」，很容易就弄出一套激勵基層人心的福利政策，於是在政策制定中非常好用。
「合法性」思維走的是另一條路徑。是企圖在法律工具的框架內，用決策程序創造出一種「我的意見也有決策影響力」的機制，讓更多人的不滿或意見，透過議事程序形成政策，結果可能多是「不滿意但可接受」，「不能接受也還可以忍受」的政策，讓人們還願意等待下一次修正。但是，「合法性」邏輯忽略了一個基本現實，即「法律只屬於那些懂法律的人」，更慘的是，「法律只屬於那些有權制定法律與解釋法律的人」，於是良法美意，通常活不過三、五年，日子一久，便有聰明宵小鑽出法律漏洞，土豪劣紳團團伙伙把持了法律制定與法律解釋，甚至法律判決，於是形成了一種「以合法掩護非法」的新常態。在這種運作型態中，道理不見了，道德消失了，公義跟口水差不多價值，反正上層社會統治階層，說這合法就合法，說你有罪就有罪，法律變成酒店小姐的晚禮服，隨意可任人穿透，還可一秒穿脫。台灣的立法院如此，國際法的世界如此，邪惡軸心那幾個獨裁國家也是如此。紅二代與伊朗的教士集團和革命衛隊，不正是靠合法性壟斷全社會大半資源的？
但合法性的統治邏輯也有其極限，伊朗就是血淋淋的例子。首先，你吃肉我喝湯是起碼的，還是得有水讓韭菜長出來才能割，壟斷到變沙漠，所有人都沒戲了。其次，合法統治的核心是控制與秩序，但維持秩序是需要龐大成本的。就算你是個籃球國手，一隻手抓著球能抓多久？抓不住就得兩隻手抓，那你還有那隻手可以打電腦接電話？那就在球上打幾個洞來掛著！好喔！當場籃球變成保齡球，只能滾動不能彈跳了。這就是維穩經費高於一切，必然扼殺經濟活力的鐵則。再次，合法統治永遠只能是短期措施，如果合法統治無法繼續創造更好的經濟成果，那就一點價值都沒有。用馬斯洛的需求階層論來說，當肚子餓到活不下去時，連自身安全都不太想顧了，誰管你愛與歸屬？誰還有力氣崇敬阿拉天主？所以，合法性最後還是得回到有效性，同樣是六四式對民眾開槍鎮壓，為什麼1989年老共壓得下去，而現在伊朗神權看起來壓不下去？因為當年還在改革開放，人們還有個奔頭希望，但現在伊朗完全沒有希望。
也就是說，李普曼的理論在這一局中佔了上風，且得到驗證。有效性的失敗，會從根本動搖合法性，甚至導致政權的崩潰。政治主要的議論，應該集中於提高施政有效性，而不是在合法性辯論泥沼中，犧牲有效性方案。反過來說，脫出合法性辯論泥沼的最好作法，不是逐字逐句的咬文嚼字，而是創造一個有效解決陳年老案的有效性解決，而且要足夠醒目，才能拉開差距，讓所有合法性質疑即使再政治正確，也看來如此蒼白無力。川普逮住馬杜羅之後，他就不必再管什麼合不合國際法的議論，你不能認同？來啊！咬我啊！你不知道「咬」字拆開怎麼唸嗎？
伊朗的神權統治在這次革命中，即使沒有轟然倒台，也已搖搖欲墜，不死也殘，丟了半條命。這是合法性統治，無法取代有效性政策的經典案例。而逮捕馬杜羅，則是一個漂亮的有效性行動，足以蓋掉無窮無盡合法性辯論的反向例證。合法性是太平盛世的治理工具，偏偏我們現在身處一個亂世，需要的是殺伐果決，是有效的解決方案。至於是否合法？那就讓刀劍來為神明作出裁決。
●作者：吳崑玉／專欄作家、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今日廣場》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文章歡迎寄： opinion@nownews.com